徐向前在《巴山烽火》序中写道：“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从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占通江县两河口，到1935年3月红军相继撤出川陕苏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进行了“解放通南巴”、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和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武装斗争中，红四方面军不断壮大，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扩大到5个军10万余人。不仅有川北民军和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军，而且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女红军队伍。

解放通南巴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15日在陕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再待机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连成一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18日，红217团占领川陕边界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守敌闻风而逃。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到达通江县泥溪场。2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苦草坝召开入川后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正式决定“红军停止转征，在川北创造根据地”，并发布红四方面军《入川十大纲领》。

12月25日拂晓，红12师师长旷继勋率先头部队，抢占通江县城西北的庙子垭山梁，而后部队相继攻入通江城。进入通江县城的红军迅速向周边展开，很快控制了通江县城附近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的通江人民杀猪宰羊，慰劳红军，欢庆解放。

图为：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图

解放通江后，红12师和11师32团经鹦哥嘴、得胜山、杀牛坪战斗，将敌人逼退到清江渡。敌人凭借河道水深流急，妄图阻止红军前进。红军部队绕到清江渡后方的右垭口，截断敌人退路。得知退路已经被截断，与巴中失去联系的敌人极为恐慌，军心涣散，斗志全无。红军全线出击，毙伤敌人1000多，俘敌600多人。1933年1月23日，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开进巴中城。红军一进城，首先占领了县衙，砸烂了牢门，释放了犯人。当时正值严冬，衣单被薄的红军将士打地铺睡街沿，对劳苦大众秋毫无犯。同时，红军还把从大地主、大恶霸处没收来的财物，分发给群众。

1933年1月9日，红73师主力部队经瓦室铺、涪阳坝乌龙垭、芭蕉溪、屈家山、梭罗坪进入大河口，击溃孙家山守敌孙玉书民团，打垮太平山守敌薛廉身团。在此，红军避开敌人主力，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大部队绕道兴马坎，取道关路口，并过了个愉快的春节。在这期间，任伟章的“川北民军”被收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1月26日拂晓，解放南江最为关键的一仗———甑子垭战斗全面打响。31日，73师全面占领鹿角垭、甑子垭。坐镇县城指挥的刘汉雄眼见南江城失去了屏障，率部经罗家坝溃退至广元一带。73师于2月1日解放南江城。

图为：木门会议军事纪念馆

反“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通南巴，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建立起赤北、赤江、红江、巴中、南江5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巴中特别市。1933年2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正式创建。川陕苏区的创建，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自南昌电委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子弹100万发、军费20万元、飞机4架助战。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誓就职，针对川陕苏区的“三路围攻”全面拉开。

此时，红四方面军共有4个师12个团约1.5万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根据敌我情况和川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在第一阶段中，敌人虽占领了南江、巴中两城，但付出了伤亡8000多人的代价。红军在达到阻滞敌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后，主动退到新的防线。

在第二阶段中，红军边打边练边休整，得到了养精蓄锐的机会。无论是正规红军，还是地方武装，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局势发生显著变化，完全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全面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三阶段，红73师主力于大骡马、小骡马及小坎子地区抗击敌左路纵队主力，阻止敌人继续前进；红12师一部和10师的28团与部分游击队武装一起，坚守小通江河以东及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正面阵地，钳制敌中、右两纵队；红12师主力集中于长坪地区作机动部队，随时做好反攻准备；10师和11师主力担任歼灭入侵竹峪关之敌，解除左翼之威胁，而后迅速回师消灭右翼空山坝之敌。红军在此取得了空山坝反攻的全面胜利。

5月底，红军由东向西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收复通江、南江、巴中县城，并攻克恩阳、木门重镇，威逼仪陇、广元。至此，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取得彻底胜利。此次战役，田颂尧损兵折将2万多，被缴获枪支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追击炮50余门。红军不仅收复了川军进占的地区，而且使川陕苏区疆域扩大一倍以上，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川陕苏区进入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在木门寺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军事会议，史称“木门会议”。会议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主持。木门会议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重新回顾和审视了红军内部肃反问题，决定停止军内肃反；检查各师领导干部间的团结状况，强调全党全军进一步加强军内团结和作战协作；作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总结作战经验和恢复彭杨军政学校等重要决定；讨论了认真扎实开展地方工作等问题。会议还根据部队和地方武装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实际，将部队扩编为四个军。

三次进攻战役

红四方面军抓住四川军阀组织不起对红军围攻的有利时机，于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接连组织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因为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三次进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前后歼敌1万多人，缴获枪支2万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巩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苏区疆域。整个根据地纵400余里，横500余里，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川陕革命根据地达到鼎盛时期。在宣达战役期间，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宣汉胜利会师，被改编为红三十三军。

反“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到国民党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1933年10月4日，刘湘发出通电，举行典礼，宣誓就职“剿匪总司令”，开始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

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经过认真分析，仍然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兵力部署上，集中红军四军全部、九军25师、三十军88师和90师及三十三军共30个团，由徐向前亲自指挥，布防于万源东部和宣汉、达县以南地区，主要对付敌主力第五路。集中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89师、九军27师共10余团，由王树声指挥，在北起广元嘉陵江以东至营山、渠县以北地区，分别钳制一、二、三、四路敌人。三十一军93师287团和92师276团分别布防于通江北边的碑坝和旺苍以北的三道河地区，监视陕南敌军。

图为：通江县红军石刻标语

11月上旬，东线第五、六路敌人分别向前推进，朝根据地扑来。在西线，三、四路敌人在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分别从驻地出发，向根据地逼近。第一次总攻被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1934年2月，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军事会议，策划第二次总攻。

敌人第二次总攻于3月初在西线发起。第一路进攻旺苍坝，第二路进攻恩阳河，第三路进攻玉山场、鼎山场，第四路进攻兰草渡。西线红军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完成阻击任务后，于3月中旬撤出巴中城，退守通江附近的杨柏河、得胜山一线。第二次总攻历时20余日，敌人在主要方向未获进展。

4月初，四川“剿总”下达第三次总攻令，各路敌军再次向根据地发动进攻。红军西线部队撤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虽然后撤200多公里，暂时放弃了大部分城镇和乡村，但敌人付出了损失3万多人的代价，耗费了大量资财。敌人由于财政日益拮据，内部矛盾不断加深，特别是一、二、四路，惟恐一旦“剿匪”结束，自身实力下降，在军阀之中难以自保，借口后勤供应困难，基本上按兵不动。

刘湘为调整内部矛盾，部署第四次总攻，于5月15日在重庆再次召开“剿匪”会议。6月中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节节抗击敌人，迟滞其进攻，消耗其有生力量。

自1933年11月至1934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运动防御过程中，缩短了战线，保存了实力，集中了兵力，重创了敌人，共毙伤敌官兵4万余人，大大削弱了敌方有生力量。加上敌补给线拖长，增加了供应困难，士气更为下降，战斗力日益削弱。万源保卫战胜利结束后，刘湘面临四面楚歌、分崩离析的局面。这种优劣形势的消涨，证明红军举行大反攻的条件已臻成熟。红军在东线青龙观取得顺利突破，全面展开大举反攻。敌第五路、第六路在红军的猛烈追击下，完全成了乌合之众，溃不成军。

8月下旬，红三十军全部、九军、四军主力及三十一军两个团，从宣达前线西移。9月2日、3日，敌第三路、第四路分别开始溃退。敌第一路、第二路得悉消息后，相约于9月上旬退出南江。

为赢得更大的效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定实施大纵深迂回，在黄猫垭打一场歼灭战。在黄猫垭歼灭战的同时，红三十一军追击敌第一路，在通江、南江交界的官田坝、分水岭及鹿角垭等地重创敌人，于9月17日收复南江。之后，继续西进，收复长赤、旺苍。红九军由巴中向西南追击敌第三路，于16日收复仪陇。自此，红四方面军收复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阆中、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全力投入到发展苏区各项事业中，苏区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但是好景不长，蒋介石眼看苏区越来越壮大，如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策划了更大的“川陕会剿”。1934年底，根据长征中红一方面军的战略目标和中央电令，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开始撤离通南巴，西向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并于1935年6月中旬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于川西懋功。

（作者单位：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