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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文化周末:司马迁与中国人的日历

来源:光明网 发布时间:2024-02-05 14:00:09 浏览次数: 【字体:
  作者:张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百家讲坛”《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节目主讲人)

  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春节才是新一年的真正开端。这种习惯是在过去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养成的。而奠定这一民族习惯的,是大史家司马迁。

光明文化周末:司马迁与中国人的日历

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前的汉白玉日晷 资料图片

  敬授民时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已故父亲的职位,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太史令。

  事实上,西汉的太史令是天文官,相当于汉王朝的皇家天文台台长。不论天文、历法,还是占星、候气(预测节气变化),都归太史令管。因此,写作《史记》只能算是司马迁的“副业”,规划好王朝的历法,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今天,我们随便打开一部手机,就能准确知道自己所处的日期和时间,精确到秒。但这在古代却是极难实现的事情。在春秋时期,就有过一个“绛县老人”的故事。

  公元前543年的一天,晋国的国君夫人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宴请参加某大型工程建设的劳工们。结果,席间,人们发现了一位老者,看起来年纪很大,不像是能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因为,古代征发劳役也有年龄限制,一般六十岁以上就不需要应征了。因此,负责宴会的官员便去盘问他的年龄。

  老人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他说:“我是一个平民,平时接触不到日历,因此,不了解现在是哪一年,也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我只会数日子。”普通人没有历法知识,可以数日子。老人说:“我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度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最后这个甲子还没过完,过了三分之一。”

  这里说的“甲子”,是指“干支纪日法”。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互相组合,一个周期有六十天,叫作“一甲子”。老人说他总共过了四百四十四又三分之一个甲子,那就是26660天。在场的官员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谁也没法把这个天数换算成年,算出老人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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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日晷 资料图片

  中国的传统历法不同于今天的公历。公历一年365天,闰年366天,每四年一个闰年,非常有规律性。传统的中国历法,平年12个月,354天;闰年13个月,384天;闰年的分布还不规律。因此,在当时,非专业人士都算不出来这位老爷子到底哪年生的、多大年纪。官员们没办法,只好求助于朝廷上最有学问的专家。

  最后,满朝中,能就这个问题发言的只有三人,其中一位是有名的音乐家师旷,一位是晋国大夫士文伯,还有一位叫史赵,是司马迁的同行——史官。他们算来算去,终于算出这位老人家七十三岁了。原来,他是孤寡老人,没人赡养,才去应征参加劳役。这就是“绛县老人”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够知道,古代劳动人民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历法的。如果官府不向他们通报日期,他们往往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年”,更别说弄清楚今夕是何月、何日了。

  可是,劳动人民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如果他们不知道年月日,分不清一年四季,就会耽误春种秋收。这就需要国家主持下的机构制定出历法,将一年四季精确的时间表通过各级政府下达到基层民间。这在古代就叫作“敬授民时”,即郑重地将历法交给百姓,使百姓知道时令变化,不误农时。这也是司马迁身为太史令的责任。

  因此,司马迁一上任,就针对汉王朝当时的历法状况,提出了修订历法的建议,拉开了“太初改历”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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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和汉代岁首对比 资料图片

  与民更始

  “太初改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历法改革。司马迁之所以一上任就着手推动这项大工程,有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必要性。

  从科学上讲,汉王朝自建立以来,采用的始终是秦朝的历法,叫作“颛顼历”,到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调整过了。

  历法都是有误差的,长期不调整,误差就会积累放大。我们现行的公历也有误差,约每三千年误差会积累到多出一天。到时,需要人为减去多出的一天,抵消掉误差。古代历法误差更大,汉人用秦历,到司马迁的时代,误差已经很明显了。比如,日历上是月底三十或月初初一,可天上能看见月牙。这就会使得节令不准,贻误生产、妨碍生活。

  从政治的角度讲,到司马迁的时代,历法也应该修订了。

  制定历法是复杂尖端的学术工作,必须依靠国家的技术力量才能完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行政渠道颁布给百姓。因此,历法代表了国家的权威。那么,如果历法不准确,影响了生产、生活,就会令百姓感到困惑,有损国家的威信。

  而且,历法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自古以来,一个新政权建立,都要作一系列符号的变革。这些措施在古代有专门的术语,叫作“改正朔,易服色”。

  “正朔”,“正”是“正月”,每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朔日”,每月的第一天。“改正朔”就是在一个新王朝建立时,重新制定历法,规定一年起始于哪一天,设定新的岁首;“易服色”就是改变服装的颜色、款式等。这些措施综合在一起,就叫“与民更始”,意思是新政权带领百姓开启新的纪元,生活从此全面更新。

  司马迁一当上太史令,就联合几位同僚上书朝廷,倡议改革历法,希望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历法,彰显出汉王朝的新气象。

  于是,汉武帝召开了一次会议,主持者、参加者都是当时重要的经师、学者。会议对司马迁等人的提议进行了论证。最后,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改革历法。同时决定,这次历法改革就由司马迁来主持。

  太初改历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年,汉王朝开始了建国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历法改革。

  当时,朝廷集中了一批学术精英,组建起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改历班子,其中包括著名的占星家唐都、出身于巴蜀民间的历算家落下闳,还有其他从官员中和民间选拔的治历者。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是精通数学的历算家邓平,而掌握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主持人,就是司马迁。

  事实证明,司马迁是一位称职的学术组织者。在他的主持下,用了一年左右,大家制定出一部全新的历法。通过实际观测发现,实测数据和推算历法对得上,证明了新历法的有效性。于是,汉武帝下令,将新历法颁行全国,同时,改年号为“太初”,这一年就叫作“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新颁行的历法就被称为“太初历”。

  “太初”的字面意思是“开始”。“太初”的“太”强调这个“开始”是“最开始”“一切的开始”,犹如宇宙万有、万事万物的“总开端”。

  在科学上,它修正了旧历法在长期沿用中积累的误差,在技术上也有一些革新。但“太初改历”真正的开创意义主要在政治和文化上。

  这部新历法对汉王朝统一治理国家非常重要。因为,统一王朝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统一,还意味着时间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服从中央王朝的领导,就称为“奉正朔”,即指奉行与中央相同的历法。

  在战国时代,列国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历法。这意味着,列国各有各的时间表,本国的一月,可能是别国的二月、三月。因此,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颁布《颛顼历》,统一了全天下的历法。

  到汉朝建立,一时无暇顾及制历这类复杂的科学工作,只好暂时沿用秦朝的《颛顼历》。

  直到《太初历》制定出来并颁行全国,汉王朝才拿出了不同于前代的时间管理方案,实现了天下在新历法基础上的统一。

  行夏之时

  “太初改历”在文化上的影响更为深远,不夸张地说,它的影响到今天还在持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定了以农历正月为岁首。这曾经是孔子的理想。孔子曾说,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即“采用夏朝的历法”,就是指以今天的农历正月——也就是二十四节气中“雨水”所在的月份为岁首。

  孔子的主张有深刻的科学依据。因为,夏朝历法规定正月在雨水节气,正是早春时节,以此月为一年开端,那么,一年的十二个月就会被规整地切分为四个单元: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

  在古代社会,由于科技、经济条件限制,普通百姓不可能家家有日历。那么,以春天的第一个月为岁首,只要告诉他正月所在,普通农人都可以根据月圆月缺自行推算,每三个月更换一个季节,非常容易掌握。这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不容易延误。所以,夏历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是非常友好的。孔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提出“行夏之时”的主张,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特有生活方式的深刻理解。

  但是,孔子的理想却长期没有成为现实。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各自为政,各用各的历法。等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颁布了《颛顼历》,规定以“小雪”所在的月份为岁首,也就是以今天农历的孟冬十月为岁首。

  历法以孟冬十月为岁首,这意味着开年第一个季节是冬季。这个时候,天正寒,风正紧,百姓刚忙完秋收,却已经进入新一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接下来的三个月,从立冬到冬至,从冬至到大寒,天气越来越冷,白昼越来越短,人也冻得缩手缩脚,动力不足,想要休息,可是,历法却在催促人们:“已经是新的一年了,万象更新,怎么能缩手缩脚呢?赶紧开工吧!”

  历法就是一个国家的作息表。以孟冬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代表了秦人积极进取、吃苦耐劳的作风。在战国时代,秦国人能够以比较落后的文化后来居上,扫平六国,统一天下,跟这种风格不无关系。但是,这种作风的缺点在于,生活节奏过于紧张,政令过于急迫,使百姓疲于奔命,从而也使社会缺乏温情和凝聚力。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天下一统,社会繁荣,司马迁和参与太初改历的历法专家们决定修改这套让人精神紧张、疲惫的全国人民作息表。他们就以孔子的主张为蓝图,制定了更符合农业社会需要的《太初历》,实现了“行夏之时”的理想。

  自从“太初改历”之后,以雨水所在的月份为正月岁首,就成为中国传统历法的一项基本标准,被代代传承,直到今天。这也是至今我们的农历依然被叫作“夏历”的原因。我们农历的春节,到现在还是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最隆重的节日,这在两千一百年前太初改历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而这种“行夏之时”的习惯,也在两千年的岁月长河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物钟。我们的生活节奏是,秋收完毕,有一个长达三个月的冬季农闲时节,老百姓可以猫猫冬,可以优哉游哉地修修房子、走走亲戚、拜拜祖先、养养身体。等到三个月之后,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再精神饱满、从容不迫地开始新一年的劳动和建设,由此,也养成了我们平和从容、重视亲情、顺天而动、乐天自足的民族性格。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02日 16版)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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