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成都的

一次“文艺复兴”活动   

汪 毅

 在历史进程中，成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城市名片纷呈。早在20世纪上半叶，成都就有“小巴黎”之称。媒体的发达，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一个地区文化的繁荣。抗战时期前后，成都的报刊一度多达数十种，颇显活跃。近代诗人易君左在《锦城七日记（上）》中写道：“使我内心惊叹的，这一个美丽的名都，不独像北平，而且像江南，也许是一个新发现，是潜伏在许多人意识里，而被我揭露出来的。像北平，像西安，是成都的刚美；像江南，像苏杭，是成都的柔美。合世两种美，才见成都的伟大。” 作家张目寒在《蜀中纪游》之《渝灌纪游》篇中写道：“（成都）市区街道修整，道旁古木森林参天蔽日，具有北平、姑苏之长。”可见，那个时期成都在人们的眼中具有刚柔相济之美。

成都：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图片来源：成都日报）

 一、成都抗战时期的文化沸腾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不仅内迁人口、工业、商贸骤增，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而且客观上亦成为中国危难时期的文化聚集地与文化发散的大本营。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名人荟萃于此，将观念、思想、责任、才情、艺术赋予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使之锦上添花，文化更加繁荣。由于抗战的需要，这些文化名人凭借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使命感，对“民族文化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成都随之出现了“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的文化格局，不仅影响中国，几近形成抗战文化主体，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文化相当发达的巴黎相提并论。

成都天府广场毛主席塑像及四川科技馆（汪毅 供图）

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特定的文化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1944年1月25日，当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时，成都沸腾了，成为宣传和格外激励人心的聚焦点。当时《中央日报》《新新新闻》《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等纷纷发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刊》，沈尹默、谢无量分别为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题署。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四川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不仅张群为特集题写书名，而且还辑录了张群、林思进、陈寅恪、马鉴、谢无量、沈尹默、叶绍钧、闻宥、刘开渠、蒙文通、陈觉玄、冯汉骥、芮善、庞熏琹、雷圭元、吴作人、周太玄、罗文谟、冯若飞、郭有守等20余名学贯巴蜀乃至名响华夏的学者或艺术家撰写的文章，评价敦煌壁画的伟大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的贡献。四川美术协会与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分别从艺术社团和艺术家的角度，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原因与走势，阐述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关系。

张大千：我与敦煌（汪毅 供图）

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美术协会会长张群对张大千在成都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展大力支持，不仅“指定郭有守、罗文谟、林君墨、余中英、冯若飞、张采芹诸君负责筹办”，而且亲自题署《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并撰文《民族艺术生活之改进与六朝画》。文章指出：“复兴则为吾人一致之要求。对于中国绘画史有最高地位之六朝画、唐五代画、宋画之贻留于今日者，实为吾人艺术生活上最高之准绳……（张大千）直接对于六朝唐五代画宋画为最大之努力……吾人因此而得以改进艺术生活之途径，以为民族复兴大业之一助”。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汪毅 供图）

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在《艺术上一件大事》一文中指出：“四川美术协会，在大时代文化建设运动中，愧无多大贡献。但在介绍作家与作品，以提高民众对于艺术兴趣和加浓艺术氛围，也尽了些微的力。主办的展览会如八大画家油画联合展览、古画展览、徐悲鸿画展，及陪都书画家联合展览等，遂使成都连年皆有‘美术年’之称。但是这一次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真算艺术上一件大事。（张大千）以私人做了一件应该由政府所做的事，这是值得格外称颂的。”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汪毅 供图）

郭有守还说并预示：“成都旧有‘小巴黎’之称，如果将来大千能把他的作品都留在成都（有幸的是，今四川博物院存有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187件，且辟有全国唯一的张大千艺术专馆），至少在美术方面，成都以比巴黎无愧色。张大千早已不仅是中国的张大千，他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的张大千。”

二、“此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

1944年1月，作为巴蜀最有影响的艺术团体的四川美术协会，不仅举办规模盛大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而且编著并由西南书局于1944年5月印行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该特集序言指出：“欧洲文化之所以进步，不仅由于拥有相当悠长之历史，而尤其在于拥有许多历史上文化的遗物……今日得此（张大千）甚高艺术地位之画家将具有历史上崇高价值之敦煌壁画忠实不二临摹以告吾人，吾人无赴敦煌之劳，而直接认识六朝李唐五代赵宋作风，由此包旧延新进步发展，则新中国文艺复兴，将以此为嚆矢，庶几乎可？此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一时，“文艺复兴”“成都系文艺复兴发祥地”热词不胫而走，成为华西坝的注目点。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汪毅 供图）

除四川美术协会鼎力推动，林思进、陈寅恪、马鉴、谢无量、沈尹默、叶绍钧、闻宥、刘开渠、蒙文通、陈觉玄、冯汉骥、芮善、庞熏琹、雷圭元、吴作人、周太玄、罗文谟、冯若飞、郭有守等20余名学者或艺术家还纷纷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和诠释。这些文章，评价了敦煌壁画的伟大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的贡献，阐述了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关系，而且在各大媒体发表，影响广博。

成都将为中国文艺复兴之之翡冷翠城（汪毅 供图）

著名学者陈寅恪称：“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六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更为直接，所撰长文题目就是《唤起中国的文艺复兴》。该文条分缕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原因与走势，阐述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关系：“今日欧美文化之盛，实为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的结果。文艺复兴之起，有三个大原因：一、希腊文化的复现与重新被模仿研究；二、印刷、制版的发明，使所有的哲学、文艺、美术作品都得到广为翻印而传播及大众；三、当时宗教领袖、政治人物、富闲阶层提倡与鼓励。三种原因之中，第一种为最重要。南欧文艺美术之复兴，由模仿与认识古希腊美术作品为起始。今者，大千先生将敦煌美术之精华移置于四川省会各界之前，我希望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能由此取得影响而为之兴起，成都将成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

据《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成都展览纪要》记载，该展览筹备规模宏大，所需资金由四川美术协会向四川省银行借款30万元（国币），预定由门票收入偿还。展期10天（前6天售票，后4天免票），门票定价50元（售票5000余张）。如此高的票价，成都万人空巷，观众竟达12000余人，体系了民众“文化抗战，匹夫有责”的意志，顺应了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潮流的空前热情。

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汪毅 供图）

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特别是敦煌艺术及其表现，与欧洲文艺复兴肇始地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艺术表现具有惊人的同比性。具体表现在：

一是文物遗存题材的同比性，即均系以非常典型的宗教题材（包括佛经故事或神的故事，而且具有叙事强和装饰强的特点）的雕塑与绘画作品形式存在的。它们分别具有量和质的规模，颇能体现两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意志、文明高度，并能深刻影响世界文化。

二是文物遗存民族性的同比性。这一点，常书鸿先生颇有灼见：“巴黎圣母院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代表，这种艺术是希腊罗马艺术和少数民族哥特人的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而敦煌北魏时期的艺术，实际上也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鲜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敦煌艺术与欧洲艺术之间是有着一种有机联系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征兆”。

由此可见，欧洲文艺复兴的展示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展示是以具体的佛教（宗教）艺术遗存来作为研究客体和“复现与重新被模仿研究”的，而且与宗教力量有关。

颇为一致的是，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很好地体现了刘开渠关于欧洲文艺复兴是由于对古希腊文化的“复现与重新被模仿研究”，即张大千是“复原（复现）临摹”，而非照相式的复制。其具体做法是，在被破损、剥蚀、扭曲的壁画上作原貌考证（该考证更具研究性和难度），考出原色，再在摹品上涂以本色，恢复壁画本身面目，使摹品鲜艳如初，甚至比壁画原作更绚丽多彩。正是如此，张大千堪称伟大的“普洛米修斯”。是他，从临摹敦煌壁画中，“盗”来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圣火，并把它点燃在抗战大后方的成都，激励了中华民族。 

刘开渠：唤起中国的文艺复兴（汪毅 供图）

此外，时三星堆发掘的成功及成都白马寺青铜器的发现，代表远古文明的巴蜀青铜器进入学者视野——“巴蜀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当它与张大千所临摹代表中古文明的敦煌壁画对接，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满足了人们与欧洲文艺复兴对比的文化诉求，构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能由此取得影响而为之兴起，成都将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的重要基础。

正是上述特定历史背景，成都呈现了一种不可替代及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有政府行为及公权影响，又包括学人思考及民众意志。尤其是 “二战”引发的民族危机与危亡感，文化救国成为当时文化人的一种民族热情和崇高使命。他们把对民族未来的思考、对文化自由的渴望、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憧憬等整合一体，希冀被战争抑制的民族意志和时代文化得以像熔岩一样迸发。故当敦煌画展满足了“复兴则为吾人一致的要求”——把所临摹的敦煌壁画展示于成都，即把20世纪的显学“敦煌学”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而且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属性的种种同比性时，成都井喷了、沸腾了。一些文化机构和著名文化人由此伟大遗存的面貌中，展望到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前景，放眼到中国文艺复兴的曙光，进而引起强烈共鸣，纷纷行动起来，把民族再造、民族意志、民族精神、中国文艺复兴的思考和强烈感情与硕大希望等，投射或寄予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让中国拥有与欧洲文艺复兴并驾齐驱的国家话语权！

三、一个重要话题：“文艺复兴”活动为什么在成都兴起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成都进行，是成都的一次文艺复兴活动，注定了它曾有的轰动，更注定了成都载入中国文艺复兴史册。由此，便有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为什么只能在成都产生“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即“唤起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成都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就1944年1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行的情况而言，该展览无疑具有承先启后的连续性。从时空记录来看，该首展1943年8月在兰州举行，不乏“万人看展”的轰动及地方军政要员的推动，包括在报纸上联合署名刊登启事；该延伸展于1944年5月举行，展览主办方的规格上升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展地在陪都重庆，展览盛况在当时重庆的《新民报》中可窥一斑，两次刊登“教育部主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启事，并于5月22日、23日、26日分别刊登展讯《大千敦煌临画》、特写《敦煌临画展览——张大千三年的心血，艺术上独立大投资》、专文《张大千两年面壁曲线新闻》，并且媒体惊呼“参观者络绎不绝”——排队购票者长达一里多，一时万人空巷，徐悲鸿、黄君璧、柳亚子、叶圣陶、沈尹默等艺界、学界名流均前往观看，推崇备至。

上述的三次连续性展览（1943年8月在兰州、1944年1月在成都、1944年5月在重庆），时间差仅仅只有9个月。从中，可见在成都举行的展览，不仅具有上承兰州、下启重庆的特殊意义，而且上升到一次“文艺复兴”活动的高度，这是兰州和重庆展览无法同日而语的。究其原因，还在于成都时充任了“中国文艺复兴的翡冷翠城”角色，即不仅与欧洲文艺复兴发祥地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相提并论，而且作为“城”的空间概念超越“翡冷翠”更具规模。这个规模的意义，让我们感到中国文艺复兴肇始的不凡，让我们感慨成都作为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特殊意义，即成都拥有的丰厚历史文化传承与上述注定的历史机遇。当两者榫接一起，便产生了“成都奇迹”，铸就了成都的又一张城市文化名片：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四川美术协会序：文艺复兴肇始于成都（汪毅 供图）

另外，在对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发轫或爆发必须寄托在一个富有文化积淀的魅力城市，而意大利佛罗伦萨便历史地、当然地成为这个特殊载体。自然，中国文艺复兴的肇始亦需要一个落脚点，即在一个富有文化积淀的城市“引爆”，演化为文化发展的引擎。而成都，在那个特定时期恰好具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必备条件。正是如此，抗战时期成都有了这一次“文艺复兴”活动，并在偶然中成为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

汪毅，一级文学创作职称（正高），曾任内江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巡视员、《四川省志》副总编 。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