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4期

三苏文化传承大观(一)

王龙海

浪沙淘尽,精华永存。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市三苏祠考察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三苏父子以其毕生的智慧和汗水,演绎出中华文明史上一段扣人心弦的人文传奇,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留下一颗光芒四射、泽被万代的明珠,成为中华古典文化当中一个百世所宗、千古流芳的标杆性文化人格,成为全世界有识之士顶礼东方智慧、叩问人生真谛的文化圣地。

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三苏身后,一幅纪念、保护、研究、传播、教育、发展的历史画卷徐徐拉开,北宋以降,世代不断,无疑是缔造了赓续三苏文脉、汲取精神养分、发展社会文化的另一座江河般渊远流长、史诗般恢弘磅礴的文峰。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三苏文化传承发展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境界。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苏文脉尤其是东坡文化,以其对中国文化创新力和中华民族创造力的传承与增进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所拥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价值,成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必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焕发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自信力量!

大江浪淘始到金

大宋至近代三苏文脉赓续溯源

时光无言,岁月留迹。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三苏文化显如江河行大地山高水长,隐如静水流深滋润四方,泽被后代世道人心,涵养民族浩然之气。

穿越千年,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从宋代到民国时期的三苏文化传承概况。

宋代:三苏文化形成、发展、传播的重要时期

三苏文化产生于北宋中期,形成于北宋末期。但是,直至北宋灭亡前夕,三苏特别是苏轼的许多政治主张并未见容于朝廷,且还被作为元祐党人的“邪说”下令禁毁。但是,即便当时,也存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奇特现象——苏轼文集在北方域外的大辽传播甚广。南宋初年,苏轼、苏辙被平反后,三苏文化才得以部分恢复。

三苏父子的政论与文学作品,自1056年进京起就为朝野所重,各种版本的书籍刊刻繁多,以此为载体,三苏名重四方。但在崇宁年间的党祸中,苏轼、苏辙兄弟被列入元祐党,其著作、墨迹、印版和石刻被毁坏殆尽。苏轼去世后26年,北宋灭亡,汴京朝廷的三馆、北方民间书楼及个人藏书均遭劫掠、兵火。至南宋建立时,三苏书籍已很少见到。

随着时局逐渐安定,淮河南北的南宋和金国的文化、经济开始复苏,有趣的是,三苏文化同时受到宋、金这两个敌对国家的重视。

在南宋,三苏的治国、军事、文学、艺术等思想被高宗皇帝、大臣、学子们接受,苏轼、苏辙相继被平反。宋高宗追赠苏辙太师,封魏国公。宋孝宗赐苏轼谥号“文忠”、特赠太师,苏辙谥号“文定”。三苏著作、汇编本开始大量印刷、流行。宋孝宗对苏轼十分推崇,桌边枕边,时常放着苏轼书籍,时常翻阅。他遗憾没有全本的苏轼文集,于是钦令苏轼曾孙苏峤以家传书籍为蓝本,官方编印《东坡全集》,并赐《序文》,高度赞誉苏轼的文章、品格。

苏洵早年交游甚广,很早就是川内知名的“处士”(学者),虽然屡试不第,但也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父子三人中出名最早的。1054年,当朝名臣张方平(1007—1091)任成都知府访知其人,与邻近的雅州知州雷简夫、回京转官的成都府通判吴照邻等,热情地向朝廷举荐苏洵。欧阳修了解苏洵生平和文章之后大为赞赏,把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推荐给仁宗皇帝和宰相韩琦等人。于是京城“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尽管苏洵一直得官不顺,但响当当的名声留下了。

张方平对中国文化发展史作出的巨大贡献,还在于他最早发现和举荐苏轼兄弟这对特殊人才,并最早建议苏洵带领他们进京赶考,为三苏后来问鼎政坛报国为民和文坛登峰造极,洞开了一扇风光无限的窗口。1057年春,苏轼、苏辙高中进士,苏洵文章和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文章,被聚集京城的全国举子们纷纷抄诵,迅速传播四方。一时间,“三苏”名声大噪。

“三苏”一词最早见于苏轼之文。苏轼四十多岁的时候,父子三人的文章和事迹已远传北宋各地和域外。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底,苏辙出使辽国(契丹),苏轼在与其诗信唱和《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中有“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之句,文中自注也有“北使屡诵三苏文”之语。但是真正让“三苏”称号成为天下定评的,是北宋著名文官王辟之所著《渑水燕谈录》,他说:“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并称,名扬天下。

三苏著述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并留传后世,首先得益于宋代空前繁荣的印刷业。苏轼在世时,就有《南行集》《钱塘集》《黄楼集》《眉山集》等不同时期的诗文集刻本印行。到北宋末期,京师刊印了最早的苏轼“全”集《东坡七集》(汴本)。该书共110卷,分《东坡集》《后集》《续集》《奏议集》《外制集》《内制集》《应诏集》7部分。书中大多数篇目是苏轼编定,历代有很多注本。苏洵、苏辙文集在北宋也有刊印,宋刻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今存残卷。最早的南宋三苏选本,则刊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由饶州德兴县银山庄溪董应梦集古堂刊印,今存残本70卷,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1127年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即位,恢复苏轼名誉,全面研究苏轼生平事迹,大量刊刻苏轼著述,出现苏诗“百家注”现象。南宋坊间刻本《三苏先生文粹》成为科举备考教材,自南宋中叶至元明两朝影响甚大并流传海外。今存最早、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苏诗分类注本为南宋大贤王十朋《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东坡赤壁和西园雅集意境,成为后世绘画和文创历久不衰的经典题材。与此同时,以三苏、周程、张魏为主要代表的宋代儒家重要派别蜀学及其南轩学派和鹤山学派崛起,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学术流派。

南宋时期在辑刻苏轼书画作品方面也很有成效,朝廷画院组织搜集苏轼书画作品,今有曾在蜀地为官的汪应宸辑刻的《西楼苏帖》残卷存世。当时,不少文人还探寻苏轼的足迹,查找其民间墨迹,即使是壁画,也倍加珍藏。此类故事的记载很多。

当时,宋人常常直呼苏轼为“苏眉山”或者“眉山”。北宋后期,随着以苏轼为标榜的“眉山之学”声名日益彰显和文化外溢效应扩大,眉山和三苏文化引起社会的关注,形成“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社会风尚。凡到任眉山或途经眉山的官员文士,都要访问三苏遗址遗迹、购买眉山图书。宋代祝穆《方舆胜览·眉州》评价说:“后世以蜀学比齐鲁,而蜀之学者亦独盛于通义(眉山县古名)。政和(宋徽宗年号)御笔:‘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并说三苏影响和推动了眉山之学的蓬勃发展,“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

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陆游题留诗书城。宋淳熙四年(1177),入蜀为官的文学家、史学家陆游送友人范成大奉召回京路过眉州,见到了修筑在眉山城内环湖高土台上的披风榭和亭中悬挂的苏轼像,竭诚祭拜并题诗《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多年后再写七绝《眉州作》怀念仰慕苏东坡,广为流传。他曾在《老学庵笔记》中评价道:“建炎(南宋高宗皇帝第一个年号)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

宋代眉州出版界热衷于刊刻三苏书籍。从晚唐开始眉山雕版印刷业就很发达,成都—眉山在宋代已是全国三大著名刻书中心之一。刊刻老乡的著作,眉山出版界自然不甘落后。今有据可考的,当时眉山坊刻有《三苏文集》《东坡集》《嘉祐集》《栾城集》《苏门六君子集》,还有文同的《丹渊集》、魏了翁的《鹤山集》等书。有资料记载说,当时还有苏轼《广成子解》和苏辙《道德经解》等书眉山坊本,可惜已经失传。南宋晁公溯在《眉州州学藏书记》道:“郡之富于文,不独诸生之言辞为然,盖文籍于是乎出,至布于其部,而滋于四方。”

远景楼特意为后世了解大宋眉州留下一扇窗口。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洵好友黎希声担任眉州知州。第二年,正在密州任上的苏轼给这位家乡父母官写来一封信《寄黎眉州》,表达他对黎知州品行和善治眉山的感佩,同时倾诉自己备受压抑、渴望早退还乡的心情。黎希声经略眉州数年,干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在州府北墙边兴建远景楼。这座楼,和当时的眉山之学一样,成为眉山“两宋荣光”的历史性地标。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七月十五日,应乡人的盛情之请,百忙中的苏轼为这座楼写下一篇纪念文章《眉州远景楼记》,“以颂黎侯之遗爱”。这篇传世之作,表达了对黎希声兴建远景楼的感激与铭记之情,更为后世留下一份了解和研究古代眉山社会风情特别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苏轼、苏辙在南宋初期被平反后,苏氏子孙陆续在各地为官,与眉山老家联系密切。苏符(1086—1156,苏轼嫡孙)担任礼部尚书后,因受秦桧排挤,退隐于眉山修文老家讲学,各地亲朋子弟来门下求学。

南宋官吏、诗人、散文家汪应辰(1118—1176)任四川制置使、成都知府时,遍访三苏亲友,搜集残存苏轼墨迹数百篇,编刻成《东坡苏公帖》(即《西楼苏帖》)30卷,成为迄今最早、规模最大、刻工精美的苏轼书法刻本(今存残卷约5卷)。

南宋名臣、理学家魏了翁(1178—1237)知眉州时,整治驿馆环湖,在州学和城内兴建亭阁楼榭,纪念眉州先贤田锡、三苏等26人。当时,眉山除了远景楼,相继新建了披风榭(环湖驿馆)、起文堂(州署)、元祐学堂(州署)、景苏楼(子城上)、嘉祐阁(罗城旁)、载英堂(州学)等数个纪念三苏的建筑。据祝穆《方舆览胜》记载:“嘉祐阁枕(眉山)罗城,绘三苏于上,刻(苏轼)和陶诗于壁间。”这是最早关于同时悬挂三苏像的记载。

辽、金、夏时代:“苏学行于北”

对于大宋而言,辽、金、夏都是域外先后崛起的“北方诸国”。疆界融合与朝代更替,并未消减北方人学习借鉴中原文化的热诚和三苏文化在北方诸国的传播与影响。

1089年,苏辙出使辽国,庆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生日,路上契丹接待的官员和他谈论文学,就提及当时苏轼的新作《眉山集》。北宋时期,因备受周边小国侵扰,故对国内典籍、图册出口实行管控,但苏轼等人在民间刊刻的文集不在管控之列。这让苏辙十分意外,于是写诗给苏轼说:“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与苏轼同朝为官的监察御史张舜民出使辽国时,居然有辽地官员热心打听苏轼近况,在街上发现有苏轼诗集《大苏小集》售卖,在幽州驿馆的墙壁上还发现了苏轼《老人行》诗作。于是,他仿录苏辙诗句,感叹道:“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南宋时期,金国占据了辽国和大宋淮河以北的地区,大量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官员都爱好苏轼的诗文,“苏学行于北”(翁方纲语),苏轼文学对金朝的影响不亚于大宋。当时的南北诗坛,北派以金国蔡松年、元好问(号称“金国第一文人”)等为代表,南派有江西诗派、“苏辛词派”,文风莫不以苏轼为宗,北派诗人还盛行次韵苏诗。

在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的同时,金国参知政事、文学家、画家耶律履(1131—1191)奏请金世宗同意,刊刻了《东坡奏议》,印发全国,苏轼的政治主张、文风得到金国最高层的认同。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是金国有为之君,他革除弊政,停止宋金战争,发展民生,生活朴素,实现国库充盈、百姓富裕、天下小康,史称“大定盛世”。苏轼的治国思想在北宋道阻难行,却在金国得以落地开花,不禁让人唏嘘。

宋金战争后,欧阳修、苏轼等人不少书画、文集流落到北方,让后世的元好问、赵秉文、王若虚等文人有机会学习欧苏。苏轼《书李太白诗卷跋》被金国文人见到后,倍加珍惜,汉人丞相蔡松年等人相继题跋赞誉,对该诗卷的保护、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金国的绘画,几乎就是湖州画派的北方版。如金代最知名的画家、翰林修撰王庭筠(1151—1202)就学习文同、苏轼的墨竹和宋四家书法,他的传世画作《幽竹枯槎图》便是典型的湖州竹派风格。

元代:东坡诗词和书画思想引领一代文艺演进

尽管蒙元时期在三苏研究上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传播上也多是翻刻宋、金文本,但在短暂的97年里,元曲的崛起、湖州派画风兴盛、三苏遗址遗迹保护,对于三苏文化的代际传承,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代历史短暂,社会动荡,思想压抑,文化总体低落。但是三苏在官方和民间,却享有较高的声望。三苏文化深刻影响文坛,文人士子喜好三苏诗文,敬重三苏品格,尤其仰慕苏轼身处忧患却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元代文学、书画名家们几乎都有较为强烈的“苏轼情结”。

其中元代书法家、国史馆编修官陈绎曾对东坡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颇为强烈。他在《古今文矜式》赞叹道:“韩(愈)如海,柳(宗元)如泉;欧(阳修)如澜,苏(轼)如海。”这就把元初理学家李淦评定的“苏如潮”,升级为“苏如海”,与韩愈并列为“海”。“苏如海”喻指苏轼其人之海涵地负的浩然气象,后又借指已如汪洋大海般的苏学研究气象。这是目前所见的文献当中第一次出现“苏海”之谓。

元代初废科举数十年,士人精神异常低落,他们在不断尝试寻找心灵皈依的过程中,认定和接受了苏轼这位前贤的文化人格及其艺术风韵。于是,深受东坡词风影响的元代儒客文人们,在宋代滑稽戏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戏曲形式——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这个是元代文艺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当时不仅大量刊印《东坡乐府》(现存最早的苏轼词刻本,就是元代延祐年间南阜书堂刻印的《东坡乐府三卷》),而且三苏及其诗词也时常作为元杂剧中的角色和对白,被演绎、传播到民间。其中苏轼出现的频率最高,以他为主角出现的经典剧目就有《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3部,剧作家不惜笔墨赞美苏轼的人格才华,足见元人对苏轼的厚爱和对于三苏文脉的传承之功。

其他以苏轼及其诗词为引子的话本就更多了,最有名的就是早期的《水浒传》。

元代书画比较繁荣,画坛四家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都生长在江南苏、湖一带,极为推崇苏轼的书画思想,擅长效法和创新湖州画派的竹石画、山水画。几乎元代所有著名画家都创作过东坡式的竹木怪石,如赵孟頫《幽篁戴胜图》、吴镇《枯木竹石图》、倪瓒《树石幽篁图》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初绘画和书法宗师赵孟頫(1254—1322),他对苏轼十分崇敬,每遇苏轼诗文、墨迹,都要欣然题跋,为苏轼文章墨宝盛于收藏、长于传世,给予了珍贵“加持”。而且,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妻子管道昇也是一位承传了湖州画派风格的墨竹画高手,有《墨竹图》传世。

元代统一时,各地三苏遗址都已破败不堪。随后不少三苏遗址和纪念地得到修缮或重建,如黄州赤壁、郏县三苏园、眉山三苏祠(改宅为祠)等,并组织官府和民间力量加以保护。其中,位于今河南郏县的苏轼、苏辙墓园遭到毁坏之后,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郏县县令杨允复建了三苏坟(苏洵墓为衣冠冢),塑了三苏像,请郏县进士曹师可撰写了《三苏先生祠堂之记》。

明代:“不好宋诗而独爱苏东坡”

明代文人对苏轼人品、气节的褒扬,超过了前朝,因此三苏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永乐大典》残本中,选用三苏诗文的条目就多达数百条。王直说:“公之文章气节,天下莫不尊之。”及至明末,政治黑暗,大批文人以苏轼为楷模,崇尚“不可夺者晓然之节,莫之制者自然之名”。

明代对眉山三苏文物的破坏是最为严重的。正当眉山经济文化逐步复苏之际,四川又遭遇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眉山先后饱受张献忠部屠城、清兵剿杀大明残军的战火摧残,苏家后人跟随南明四散逃难,给眉山文物带来灭顶之灾,三苏堂仅存“五碑一钟一井”。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眉州太守许仁曾奉命查找确认苏洵墓(包括程夫人和王弗墓),并遍植青松保护苏坟山,但随后又湮没于荒山草丛之中,无人问津。

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刊行,终成“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名。“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核心人物和代表人物的合称。这8个人,先后掀起或引领古文革新浪潮,对当时及后世文坛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唐宋八大家文钞》于是精选他们代表古代散文创作最高水平的作品结集印行,传予后世。

有趣的是,这八大家中,有5位曾为三苏写过文章,而苏轼则曾为其他7人都写过诗文。这无疑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

不仅茅坤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当朝文学大家数十人都在评点、注释、刊印三苏散文合集,三苏散文评注类书籍十分畅销,三苏的全集、诗集也有不少重刻本、新注本流行。为什么明代文坛如此厚爱三苏散文呢?这可能与当时“不好宋诗而独爱苏东坡”的文化现象有关。这个现象肇始于“宋无诗”论的误区——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论词》所言:“子瞻书胜词,词胜画,画胜文,文胜诗。”这一论调可能给明代文坛对苏诗的认识带来了误区,因此苏轼的书画、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受人们欢迎。

明代中期形成的绘画派别吴门画派(因其代表人物沈周、文徵明等都是苏州人,故亦称“吴派”),发扬湖州画派精神,推动了明代绘画艺术演进,并直接引领清代松江、苏松和云间等三大流派崛起。吴门画派师法宋元画风,实宗苏轼文同。可见,苏轼对后世文化发展影响的山高水长。

清代:三苏文学研究的复炽期

清代政治乏善可陈,为镇压汉族等南方民族,满清实行了残酷的文化控制和经济剥削,三苏的民本仁政主张自然得不到推行。但是,清代在三苏文物保护和文化研究方面,依然是可圈可点的。

三苏故居(纱縠行三苏堂)元代已改宅为祠,为眉山民众纪念三苏父子的公祭祠堂,毁于明末清初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眉州知州赵蕙芽主持原址重建,建一堂(今飨殿)、一寝(今启贤堂)和瑞莲亭。此后历届州官均对三苏祠积极保护,不断进行维修、增建殿堂楼阁,到清末已增建了木假山堂(今来凤轩)、前厅、砖墙、云屿楼、抱月亭和披风榭等建筑,为传承三苏文脉作出重大贡献。大书法家、文学家何绍基(1799—1873)任四川学政时,两到眉州,写下《眉州试毕敬谒三苏祠》《重谒三苏祠》等。今三苏祠大门上的匾额,便是他的手迹。

清初,眉山的官民又重复前朝的故事,寻找和修复其它三苏遗址遗迹地。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眉州学政段子文终于访查到苏洵墓的准确位置。知州金一凤喜出望外,立刻率僚属绅士前去拜谒,并发现了老泉墓碑和明代纪念碑。金一凤等人见墓冢被盗,石椁已露出盗洞,即刻命人封筑修复,增高加大,并捐资重修墓园,建祠祭祀,置祀田20亩。到清嘉庆四年(1799),苏坟山墓园祀田、山场增至数百亩。

清道光年间,著名诗人、教育家李惺(1785—1864)晚年在眉州任教时,四处寻找三苏早年在眉山乡下的老宅(搬迁到纱縠行宅之前的居所)。他被当地的秀才和苏轼诗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误导,寻到眉山西面的陈沟(今东坡区三苏镇陈沟村),捐资修建“拨股祠”,并塑三苏像。三苏老家在拨股祠一说由此产生。拨股祠与东面的经考证确凿的三苏乡下老宅地点杨梅山(今东坡区修文镇境内)仅隔10里。

清光绪十年(1884),在李惺修建拨股祠后20余年,眉山在修文乡苏坟园发现了苏符墓、苏山(苏符之子)墓和大量铭文砖(特别是《苏符行状碑》),确认其为三苏后人墓园。这是自宋代以来,继眉山土地乡苏坟山(今东坡区富牛镇)之外,另一处有明确记载和实物证明的三苏家族墓葬遗址。苏家与修文的这种特殊的联系,是不是说明三苏搬迁到纱縠行宅之前就居住在修文镇杨梅山一带,值得进一步考证。

清代进入三苏文学研究的复炽期,表现在对苏诗及其生平系统进行大规模地整理、评注、点校、编选,其成果数量超过清以前历代的总和,民间“家诵户习皆东坡”也蔚然成风。

清朝重视对宋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三苏文集加以保护,对三苏的诗词文和生平事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印行、影响巨大的《古文观止》选取苏洵文4篇、苏轼文17篇、苏辙文3篇。

在苏诗方面,重新编校《王十朋注苏诗》等传统诗集。许多大家还纷纷注评苏诗,如翁方纲的《苏诗补注》、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纪昀的《评苏文忠公诗》等,数量惊人。其中清代大诗人查慎行将自己三十年来重新考订的苏诗编写为《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该书收入《四库全书》),该书考订准确严谨,是清代补注苏注的典范。

不过规模和水平远远无法与宋代相比,但保存流传至今的明清眉山刻本数量比较大。据明成化年间眉山进士许行记载,三苏乡下老家的实相寺,曾“刊刻《华严经》《法华经》《万佛经》,三年乃成”。清道光年间,眉州知州弓翊清主持刊印了最后一版《三苏全集》。据记载《三苏全集》刻板有4200余块,原藏于三苏祠木假山堂,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焚毁。

在苏文方面,三苏散文不如诗歌受重视,新编注的文集有张溥选评、吴伟业评注点校的《苏长公文集》等十余种出现。但是,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里面那些经典的“微型小说”,却为明末清初另一个新的文学样式——小说的产生,早早地埋下了“火种”。清代文人将元明戏曲唱本与民间说书有机结合,创作出小说,在当时政治背景下,采用古代历史、虚幻故事含蓄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于是,“苏东坡”“苏小妹”等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出现在了《三言二拍》等小说中。当然,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其中不乏无端演绎甚至歪曲否定三苏的作品,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清代的书画流派纷杂,著名的画家群体“扬州八怪”作品多以梅、兰、竹、石题材为主。苏轼像成为清代人物画的一个热点,不过没有一幅作品超过北宋李公麟的。

宋荦(1634—1713)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画家、政治家、收藏家,很受清康熙赏识。曾任黄州通判,很喜欢苏诗。清康熙三十八年(1669),他偶然得到残本《施注苏诗》,于是立即组织人马重新编注刻印。次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那天,刚刚完成《施注苏诗》刊补的宋荦,在杭州深净轩邀友人聚会,一起给苏东坡祭拜祝寿,开创了清代“寿苏会”先河。此后,清代文人翁方纲等不断倡导和推广,“寿苏会”成为一个蔚为大观的人文活动。明清以来,眉山官方和民间都传承了在三苏祠举行寿苏会、清明节在苏坟山举行公祭的习俗,这些都为三苏文化传承营造了良好氛围。

民国时期:三苏文章和苏轼绘画淡入近现代教育和美术殿堂

民国时期在三苏文化传承方面建树不多。但是,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生困顿的特殊时期,没有让三苏文脉断代,尽力保护三苏文物、将三苏文章事迹引入现代学堂,也是值得肯定的。

民国时期铅字印刷、拷贝技术普及,大批藏于宫廷、民间、海外的三苏刻本、书画重现,各种三苏文集、书法集流行,拓片、影印书籍传播很广。同时,伪苏学和有关苏轼的谣言也热衷于是。

民国延续清末的混杂教育体制,既有传统私塾,又有现代学堂。当时全国影响面最广的儿童蒙学课本《三字经》中,就有苏洵发愤读书的故事。后中小学课程逐渐统一,三苏的诗文大量进入课本,三苏文化受到学生、教师、学者的关注。而这种重视,背后依然是承袭了北宋以来主要为科举、为升学需要的教育目的,依然是三苏诗词、散文、书画比较热门,而三苏的政论受到冷落。

民国时期对三苏文学、书画艺术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特别是充分肯定了苏轼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中的地位。苏轼开创的湖州画派,对民国时期绘画艺术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衍生了新湖州画派——“后海派”,涌现出了以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一代宗师吴昌硕(1844—1927)为代表的“清末海派四大家”。在他们的传授和影响下,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一批现代绘画大师级人物脱颖而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经四川省第四专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余安民力请,3个月内四川善后督办、四川省政府、民国中央政府连发三道布告(三通布告碑今存三苏祠博物馆),下令严保三苏祠文物古迹,迫使当时驻扎于祠内的国民革命军十七师撤离。“三通布告的呈文和批复,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时间短说明保护力度大。”(徐丽《名人与三苏祠》)同时,顺应民众呼声,四川省政府还批准拓修三苏祠,更名为“三苏公园”,面向社会开放。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正是三苏身后的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三苏文脉才得以传续到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保存这浓墨重彩的一页,我们才得以再见博大精深的三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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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龙海(三苏文物保护志愿者,甘眉工业园区管委会四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