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广泛而深入。首都作为一国之本,定都成为国家的大事。中国历史上各朝首都兴替原因究竟为何?谭先生从历史上择都的条件和首都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做了深入剖析,提出中国古代七大古都学说,指出中国历史前期的大政权选择中原内地的长安、洛阳、邺、开封为首都,后期的大政权选择东部近海的杭州、南京、北京为首都背后的原因,至今影响深远。今天是谭其骧院士诞辰113周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全体教师学生举办了纪念活动。

——段伟

谭其骧(图源:水利史研究)

顾颉刚先生说谭其骧先生:“历史地理,是你一生精神所寄,只有你才能成此综结之业”。周一良先生说,谭其骧把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之学发展扩大加深,开创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科学。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学界这样评价谭其骧先生。身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的谭先生,是现代中国学界少有的横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学者。他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献给了历史地理学科、历史学科甚至是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事业。

1982年4月15日,谭其骧(左二)在四川参加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时,与水利史学科创建者郑肇经(左三)、姚汉源(右二)在都江堰伏龙观合影(谭徐明文 / 蔡蕃供图,图源:水利史研究)

2月25日是谭其骧先生诞辰纪念日,特摘选《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第三讲《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中部分文字,以表追思。

一、中原期与东移近海期

总述上述七大首都的兴替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建都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从殷周直到北宋这二千四百年是为前期,其时一统政权和统治北半个中国的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殷(邺)、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原地区(北纬35°左右1度许,东经108°—114°);江南的南京只做过统治南半个中国的地区性政权的都城,而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则根本还够不上做较大政权的都城。所以这前期又可以叫做中原期。自十二世纪初叶赵宋南渡以后至今八百多年是为后期,一统政权和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都离开了中原:或向南移到了江南,杭州做了一百五十年的南宋都城,南京做了五十年的明朝初期首都,又做了此后二百二十年的陪都,直到近代还做过太平天国和民国的首都;或向北移到了北京,先还只是北半个中国金朝的首都,随后又发展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大一统王朝的首都,直到近代还做过民国的首都,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杭州、南京、北京都在前期四大首都之东,距海不远,所以这后期又可以叫做东移近海期。

 为什么前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中原内地的长安、洛阳、邺、开封为首都,后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东部近海的杭州、南京、北京为首都?又为什么前期和后期在各个时代要选择不同的城市为首都?这需要我们对历史上择都的条件和首都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作一番分析。

二、七大古都的历史地位

 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设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于居中。所以地理位置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成是交通运输条件。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并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首都,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而言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就不难理解历代首都的迁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先谈一谈从中原内地移向东部近海这个历史上前后期的大变动问题。这很简单。自殷周至隋唐,黄河中下游两岸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接近于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一个政权若能牢固掌握这一片地区,就尤足以控制全国,这就是这一段长达2400年之久的时期的首都离不开中原地区的原因。由于首都在中原,所以当时开凿的运河也都指向中原。五代北宋200年间,经济重心虽已南移江淮,但中原还是可以通过水运通向四方,所以首都仍然能够留在这个水运系统的枢纽地——开封。北宋覆亡以后,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于是中原水运又因停止使用而归于淤废,从此以后,无论从经济、军事、交通哪一方面说,中原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是800年来首都再也不可能迁回到中原之故。

再让我们逐一阐述一下七大首都何以先后被选为首都。

 中原四大首都中长安的条件最优,所以它作为首都的时间最长,以此为首都的周、秦、西汉、隋、唐也是历史上最兴旺的王朝。长安的条件优在哪里呢?汉高祖即位时都雒阳,听了娄敬、张良的话才西都关中,这两人的话很说明问题。

 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张良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秦地,指崤山、函谷关以西战国秦国故地。关中,有广狭二义,广义等于秦地,狭义专指关中盆地,即八百里秦川。秦地对山东六国故地而言地居上游,关中盆地四面有山河(东崤、函、黄河,西陇山,南秦岭,北渭北山地)之固,所以建都关中,凭山河之固则退可以守,据上游之胜则进可以攻,对叛乱势力能“搤其亢”而“拊其背”,在军事上地位十分优越,是之谓“金城”。关中盆地“沃野千里”,是一片“甚美膏腴之地”,又可以取给于南方的巴蜀和北方的胡苑(胡人的牧区)以补不足。若山东诸侯有变,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在经济上也有所恃而无恐,是之谓“天府”。关中在当时是这样一个金城天府之国,所以汉高祖便作出了在它的中心地带丰镐、秦咸阳的附近建立作为王朝首都的长安城的决定。

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娄敬、张良抓住了当时初建的汉王朝内部最突出的问题,即中央与山东诸侯之间、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他们之所以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都关中足以东制诸侯。此后自高祖至文、景,果然先后顺利地镇压住了多次异姓、同姓诸侯的叛乱,巩固了统一。他们还没有能够预计到日后形势的发展。武帝以后,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代替了王朝中央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汉朝经过武、昭、宣三代的经营,终于取得了匈奴降服、置西域数十国于都护统辖之下的伟大胜利,这和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这一因素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建都长安,确是既有利于制内,又有利于御外。

 隋唐时形势略与西汉相似,关中仍然以沃野著称,对内需要能制服山东和东南潜在的割据势力,对外需要能抵御西北方的强大边疆民族政权突厥与吐蕃的入侵,因而也和西汉一样定都于长安。

 但是,长安作为首都也有不利的一面。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西,距离当时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两岸远了一些,距离中唐以后财赋所出的江淮地区那就更远。关中尽管富饶,毕竟“土地狭”,不足以满足京师和西北边防所需大量饷给。西汉时问题虽已很显著,还不很严重,因为关中的不足主要仰给于山东,山东距关中还不算太远。到了隋唐,特别是中唐以后,两河藩镇割据,京师所需百物绝大部分都取之于数千里外的江淮地区,节级转运,劳费惊人,民间至传言“斗钱运斗米”,这一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勉强维持到唐末,终于通过朱全忠强迫昭宗迁都,结束了长安作为首都的历史。五代以后,黄河流域益形衰落,江南的经济地位和河朔的军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内部便不再是东西对峙的问题,变成了南北争胜之局;主要的外患也不再来自西北,改为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从而长安又丧失了它在军事上的制内御外作用,所以首都一经撤离,就再也不可能搬回来了。

 洛阳在军事、经济两方面条件都比长安差。伊洛之间虽然也有一片平原,可是远不及关中平原的肥沃广袤;四周也有关河之固——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但诚如张良所说:“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东汉都雒阳,所幸光武完成统一后王朝内部并不存在割据势力,故都洛百数十年得平安无事。但至末年董卓擅行废立,关东州郡起兵讨卓,以当时董卓之强,也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四面受敌”之地,西迁长安。

东汉一代无论对内对外,武功都远不及西汉。特别是对西北边境,大有鞭长莫及之势。西域三绝三通,合计设有都护、长史的时间不过二十余年。安帝后历次羌乱,兵连师老,费用至数百亿,并、凉为之虚耗,三辅亦遭残破。当然,东汉国力之不竞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首都建在远离边境的雒阳,以致对经营边境有所忽略,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洛阳的优点主要在于它位居古代的“天下之中”。远在西周初年,周公所以要在这里营建成周雒邑,作为镇抚“东土”的大本营,就是因为它“在于土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西周为犬戎所破,平王东迁,即于此宅都。后来项羽烧了咸阳,汉高祖初即帝位时也曾都此数月,等到赤眉烧了长安,光武即定都于此。洛阳虽然比不上长安那样是“金城天府之国”中的首都,但它有了这一条为长安所不及,它的不大的四塞之固又为邺与开封所无,所以它在前期中原四大首都中的地位仅次于长安。曹丕舍弃了乃父曹操经营了十多年的邺都而迁都董卓劫迁献帝以来荒芜了30年的洛阳,北魏孝文帝自平城南迁,一度想都邺,而终于定都永嘉乱后荒废达180年之久的洛阳,足见曹丕和拓跋宏都认为都洛胜于都邺,他们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显然是地理位置。邺地处河北,在中原范围内稍东稍北,曹魏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拓跋魏企图并吞南朝,混一诸夏,都洛当然比都邺合适。

 隋唐建都长安,隋炀帝、唐高宗都要另建洛阳为东都,经常来往于两都间。炀帝以居洛为常,洛阳是实际上的首都。高宗晚年亦多居洛,其后武周代唐,改东都为神都,正式定为首都。可见隋唐时代洛阳还有比长安更优越的一面,否则杨广、李治、武曌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在全国范围内比长安来得适中,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当时的水运枢纽,东南取道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可通向富饶的江淮地区,东北取道永济渠可通向河北大平原,直抵王朝东北部的军事重镇涿郡即幽州(今北京),特别是江淮漕运自通济渠东来可以径抵洛阳城中输入含嘉仓,比之于都长安时需从洛阳或洛口再或水或陆,多走上千里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省事省费实不可胜计。隋唐时代皇帝之所以屡次要东幸或移都洛阳,实际就是为了要解决皇室、百官和卫士等的给养问题。武则天死后中宗虽西还长安,不久玄宗开元初年起又屡次因关中岁歉而东幸洛阳。玄宗是颇厌惮往来的劳累的,但又不得不如此。直到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改进了漕运办法,每岁可运二百数十万石至长安;二十五年牛仙客献计在关中用岁稔增价和籴之法,史称“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长安的首都地位才得稳定下来,不至于为洛阳所夺。

 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黄河流域东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曹操在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筑铜雀等三台,这是人造的防御工事,当然比不上天然的山河之固),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商人七次迁都,自都殷(邺的前身)后凡273年竟不复迁。曹操情愿离开他经营多年的兖州和许,定都于邺;后来虽然统一了黄河流域,仍都此不迁,直到儿子曹丕手里才迁都洛阳。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北齐都据有山东之地,也都定都于此。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因比岁霜旱,平城附近民多饥死,朝议欲迁都邺,以崔浩谏不宜动摇根本,乃分简尤贫者,使就食山东,而罢迁都之议。其后孝文帝南迁经邺,崔光清即建议定都于此,理由是:“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孝文则认为“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不从。其实孝文这几句道貌岸然的话未必是他的真意,他之所以执意要都洛而不都邺,目的端在都洛便于南伐。但这几句话却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邺都经济条件的优越。

自中唐以后国家财赋愈益依赖江淮漕运,所以五代北宋时,居水运枢纽的开封遂代替安阳(邺)、长安、洛阳,成为择都的首选。

 后期金、元、明、清之所以要选中北京定都,那是由于这几个政权都需要兼顾塞外与中原,而大运河漕运又足以解决都燕的供给。明初之所以都南京,那是由于元末明太祖以此为根据地经营四方完成一统的已成之势,并且正好就近控制东南财赋之地之故。至于南宋有半壁江山,不都南京而都杭州,上文已提到,除了由于自五代以来杭州在东南城市中最为繁盛这一因素外,主要是宋高宗绝意恢复中原的心理在起作用。

(摘自谭其骧著、葛剑雄 孟刚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中华书局2022年8月版)

2024年2月25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纪念谭其骧院士诞辰113周年(图源:水利史研究)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谭其骧 著  葛剑雄、孟刚 选编

作者简介

谭其骧(1911—1992),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该领域迄今为止最权威的里程碑式著作。1981年被聘为首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1982年被聘为第二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参议委员会委员。著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谭其骧全集》等。

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学者,尤精于历史地理、人口史等领域。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黄河与中华文明》等,主编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等。

孟刚,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馆员。曾参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1911年基础数据采集和底图编绘工作;参与《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编纂,完成《政区分典》陕西省部分;与邹逸麟先生合作编著有《晋书地理志汇释》;2016至2020年兼任《历史地理》(后改刊为《历史地理研究》)编辑。

来源:中华书局上海聚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