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过春节

孟 红

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来说,春节是读书、游学、交友—用来充实的好时光。也正是青少年时期的广泛阅读和亲历亲闻,启发着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1918年春节,25岁的毛泽东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之后,他们便在长沙的蔡和森家中成立了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在毛泽东随后的生涯里,春节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学习生活和家庭情感。

红军时期

过行军打仗的春节

如果说在34岁之前,毛泽东过春节还能在锣鼓礼花闹新春的祥和气氛中享受与亲人团聚的幸福,那么,1927年秋收起义后的10年间,毛泽东过春节,更多的是在行军打仗。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春节,他宣布放假3天。为让红军战士和群众欢欢喜喜过好年,他特地发给每位战士3块银元,并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户分3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那年春节,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了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

1929年2月10日除夕这天,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追击,红四军转战到瑞金大柏地。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毛泽东叫人找来军需处处长范树德,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夜饭。范树德与十几个司务长一番合计后,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食物全部过秤登记……才算凑了顿年夜饭。正月初一,大柏地战役打响,战况极其激烈。战斗持续到大年初二,数战不利的阴霾终于被吹散。大柏地这场新年间的战斗,让红军得以歼灭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

1935年2月3日大年三十,中央红军前进至东南与贵州赤水、生机两地毗邻,西与云南水潦紧接的,被称作“鸡鸣三省”之地的石厢子村。红军在相对较富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食物,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地民愤极大的彭、周两家土豪的粮食、财物和年货。这些东西先由穷苦乡亲分享,之后没收委员会再根据需求分配。后勤部门原本计划多弄些鱼和肉庆祝一下,让专门负责首长伙食的军委三科炊事班做出一顿比以往丰盛一点儿的年夜饭。可毕竟所筹集到的物资有限且已将不少分给了穷人,一时又难以筹到足够十几万人享用的食品,故而,最后分到毛泽东的也只是一碗红烧肉和几根辣椒。大年初一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去看望伤病员,他把红烧肉和辣椒都让给了伤员,还捐出了自己全部的伙食“尾子”(伙食费的结余),改善伤病员的生活。

抗战时期

过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春节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无论是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每逢过年都给当地群众拜年,同左邻右舍的老乡们一起欢度佳节。

1940年春节前夕,负责警卫中央首长的长枪连刚组建不久,家底薄,只准备了20斤猪肉过春节。不料,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扇猪肉送来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毛主席让送给你们一些过年用。”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平素也见不到荤。于是,连队开会商议:“请毛主席一起来吃年饭。”并叫长枪连指导员张久厚去请。毛泽东听后婉言谢绝,可张久厚执意要请。毛泽东笑道:“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又说,“光请我一个不好,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于是,大年三十那天下午3点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来到长枪连。进窑洞落座后,毛泽东问:“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他环视一下说:“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略作停顿后接着说:“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开饭后,大家热情地给毛泽东“敬肉”。他一看就笑言:“这么大块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存心不让客人吃呀。”一排排长便夹起3两重的一块肉一口吃下去。毛泽东见状,说:“你厉害,比不过你,我认输了。”大家一个劲地给他敬肉。他看了看周围,说:“能者多吃,互相帮助。”说着,用筷子把肉分开,先放到周恩来碗里一块,随后自己吃了一小块。

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每晚都安排了戏剧演出,邀请附近乡亲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发现干部战士坐前、乡亲们坐后,最前面的两排还留给了中央首长。他说:“同志们,老乡们日常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最后,干部和战士们跟着到后排就座。乡亲们感动地一再谦让,可还是被劝坐在了前面。

1942年春节,毛泽东来到枣园乡政府,乡长杨成福和乡里几位年长者急忙出门迎接,他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我给各位乡亲父老拜年啦!”杨成福忙说:“论理,我们应该给主席拜年才对!”毛泽东说:“没有这样的理吧,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哪有儿子不向父母长辈拜年的道理?”他坐下后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大家听后,都拣好话说。他摆了摆手:“今天不说这些好听的,要说点儿刺耳的。”在他的启发下,干部群众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及建议,气氛极为融洽。利用这样的过年方式,主席既密切联系了群众,又从群众意见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

1943年2月5日,正月初一,在延安的新市场、杨家岭和枣园等地,老百姓穿新衣,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搭好戏台的广场上,毛泽东等领导同老百姓一起观看演出,十几个秧歌剧轮番上演。当观看到秧歌剧《兄妹开荒》时,毛泽东被其生动活泼的表演、激发群众生产的剧情所感动,赞许道:“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下午,毛泽东把枣园乡24位60多岁的老农请到中央书记处小礼堂,给其中两位贺六十大寿。毛泽东同他们逐一握手,对老人们说:“咱们今天做主人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哩!”这些翻了身的农民听后流着泪感谢他。毛泽东招待大家吃寿饭,为大家敬酒;还送给每位老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当寿礼。

正因为毛泽东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1946年春节期间,劳动英雄杨步浩带领延安县的乡亲们,敲锣打鼓为毛泽东敬献了一块5尺长、3.5尺宽、题写着“人民救星”的大红金字匾。

1946年春节,群众给毛泽东敬献了一块题写着“人民救星”的大红金字匾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过一心为公、为民谋利的春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到春节,毛泽东首先想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如炊事员、警卫员、机要员、秘书、司机等,哪怕再忙他都要亲自慰问,向他们拜年,而且总是说:“你们长年累月为我们服务,连春节也很少休息,你们辛苦了!”还关心每个人的家里情况,请他们转达对家属的节日问候和祝贺。

1949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米高扬

1953年2月19日正月初六这天,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以及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等人乘海军“长江”舰,由“洛阳”舰护航,从汉口出发,开始对长江中下游省市视察。正是在“长江”舰上,毛泽东与水利专家一起研究了南水北调和长江三峡工程的问题。从武汉到南京历经三天三夜,期间在每个停泊的码头,毛泽东都邀请当地省市负责同志研究经济建设问题。规划和领导长江流域建设的手笔就在那时铺陈而来。在“长江”舰,他走近水兵,与他们分析海防形势,反思近代中国有海无防,同他们一起为人民海军的建设集思广益。正月初九凌晨3点,毛泽东在南京下关码头又视察了几艘海军军舰。他给“黄河”舰、“广州”舰和“南昌”舰作了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日理万机,除外出视察和慰问外,利用春节时间开会研究讨论作决策,也是他在春节期间的主要活动。1957年1月30日大年三十清晨8点,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等40余位党外人士参加。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言:“马上就要过年了,临时决定把各位请来开会,主要谈矛盾问题。可能大家都还没吃早饭吧,这样,先吃碗肉沫挂面,填饱肚子再开会。”这些被邀请到会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用如此简便省事、饭菜合一的一碗挂面来招待他们。与其说是来开会,不如说是在参加一次特别的新年团拜会。其实,毛泽东经常晚上在颐年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有时开会时间过久,难免感觉饥饿。每到此刻,毛泽东总会跟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说:“该吃碗肉沫面条了。”大家便心领神会,赶紧通知小厨房做肉沫面条。中央领导同志每人端着一碗面条,草草吃完,接着开会。眼下这一顿很特别的便餐,也同样是匆匆忙忙。颐年堂地方不大,摆40多把椅子已经很挤,无法再加桌子了。于是,大家就端着碗站着吃,气氛十分轻松愉快。这顿毛泽东请吃的年饭,仅仅用时10分钟就解决了,要紧的还是开座谈会。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不仅主动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还给厨师下达了不准做肉菜的命令。1960年,刚好毛泽东的警卫员李连成将要去学校补习文化了。他们相处10年,都有些不舍。除夕前夜,毛泽东百忙中通知李连成回中南海一起吃顿年夜饭热闹热闹。翌日,李连成入席毛泽东的除夕全家宴。毛泽东说:“大家一起过年嘛。中南海我毛泽东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嘛。”他对警卫战士慈父般的关爱,让李连成铭记了一辈子。

1956年1月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献报喜信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7000余人。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1月29日下午4点,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根据“会上有一些人话还没有说完、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的情况,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向大会提出再延长会期、开“出气会”的建议,他在讲话中说:“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一个矛盾。我看春节无关大局,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没有产生,没有民主。”[4]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在肯定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指出“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邓小平也分别讲话,代表国务院、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

这年新春佳节,毛泽东还抽空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4位名流乡友作陪。国家正值困难时期,虽说是家宴,但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唯一能撑点儿门面的是葡萄酒。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点,毛泽东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座谈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中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中。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绝:“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

1961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出席春节军民联欢会

1963年初,毛泽东向其英语教师章含之说:“我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原来,早在1920年他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法国勤工俭学,急需一大笔银款。当时在上海的他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悉数交予他。毛泽东将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另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因此,他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章士钊得知后大笑:“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但父女俩并没把这事放心上。数日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来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都送上2000元。对此,章士钊嘱咐女儿:“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对她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按其脾气不会收。故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他每逢大年初二就派秘书给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到了1973年春节他又认真对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主席的年过得很简单,他很少有时间娱乐,只要有时间就看书。过年对于他来说与平时没啥两样。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2年第1期)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

作者:孟 红(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