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南昌起义是个“大政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有感

周根保

写在前面的话

南昌起义“是大政治”,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席针对有人企图否定“八一建军”时,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作出的定论。

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要把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

“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40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1]

《南昌起义》 油画(图片来源:新华网)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称南昌起义“是大政治”?

近几年,笔者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站在大历史、新时代的高度,用“三个伟大事件”,深情讴歌南昌起义非凡历史意义,生动诠释了南昌起义“大政治”的丰功伟绩。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南昌起义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研究南昌起义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提出了如何实现百年强军战略目标三个新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下面谈几点个人浅见:

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第一次从党的初心和使命,深刻揭示了南昌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

中共为什么决定要发动南昌起义?

习近平同志在讲述南昌起义历史背景中,说了一段含义极深刻的话,他说: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2]

习近平总书记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阐述了南昌起义的紧迫性、重要性,用“赶尽杀绝”“命悬一线”八个字,深刻揭示了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含义深刻透彻。

批判的武装绝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重大的真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次重大觉悟,说明党发动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忠诚理想的高度政治自觉的生动表现。

在起义前夕前委会召开的紧急扩大会上,周恩来怒斥张国焘,就是生动的例证。

正当起义准备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传达了联(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3]

此外,还要求苏联顾问不能参加起义活动,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苏共领导不仅表明了对南昌起义的疑虑,而且是一种不支持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指令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

7月29日,张国焘从九江连发两封密电到南昌,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再作决定……

7月30日一早,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被接到“炮兵营”——周恩来住地,参加前委紧急(扩大)会议。

当张国焘介绍完这次来南昌的意图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桌子!

周恩来在1961年9月18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我们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后来他告诉别人,拍桌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4]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

争论实质是两个问题:

一是对联共中央指示的共识。联共意图是要停止举行这一暴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们,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南昌我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实际,认为起义成功大有希望,抵制了联共的错误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存勇敢迈出了第一步。

二是对张发奎的态度。张国焘坚持“不经张发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而周恩来则坚持把发动起义和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分开来。不能因做张发奎的统战工作,而停止起义举行。

争论实质是从实际出发,坚持起义,还是按联共指令,停止起义?

尽管大家情绪这么激烈,没有张国焘的首肯,起义计划难于落实。

31日,会议继续。这时,贺龙、叶挺接到张发奎电报,称他将于8月1日到达南昌。

张国焘只好表示,服从多数意见,并表示他将作为中央常委,和周恩来一起负责向共产国际说明。

会议终于决定在次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不仅充满政治智慧,而且展现了勇于担当的政治自觉。

正如贺龙在1959年1月18日视察南昌起义革命旧址时说:“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作出的很大贡献。”

贺龙一席话,周恩来等革命先辈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跃然于纸上。

毛泽东同志在坦诚他为什么要“拿起枪杆子”时,曾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的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5]

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高呼,振聋发聩!

90年后的2017年,习近平同志对南昌起义紧迫性、重要性的论述,是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共对军事工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对共产党的政治担当有了新的认识,南昌起义的发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人民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6]

近些年,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在网络传媒上,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出现了一些攻击、诋毁的声音。

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华提供的信息,在有关“纪念南昌起义90周年”的网络宣传中,发现有网民认为南昌起义是“国民革命军自相残杀”“起义军在南昌并无敌人”,认为“南昌起义是黄埔军校的学友,第一次面对面相互残杀”。

还有个别学者,称“南昌起义军充其量只能算国民革命军”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重要性、紧迫性的深刻认识,不仅是我们统一对南昌起义伟大意义的理论指导,也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有利武器。

面对生死存亡考验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政治上勇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高度政治自觉;在今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使命中,勇于担当的政治自觉,更显得尤为重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论述,对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更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把南昌起义称颂为“三个伟大事件”,揭示了南昌起义伟大的历史地位

老一辈革命家把南昌起义称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的论述,屡见不鲜。

而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南昌起义称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这是第一次。

在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时,说了一段令人感慨的话,他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南昌起义定格在“建党、建军、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称之为“三个伟大事件”,这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一个新的定位。

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共党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是人们的共识;

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也容易理解。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却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新的评价。2016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庄重评述: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造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

这是党史界对南昌起义在党史、在中国革命史上伟大意义的最新解读。

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的高度,阐明南昌起义的意义,含义深远,引起许多人关注。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这是解读南昌起义非凡意义的重大课题。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最后革命果实被蒋介石篡夺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中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发展壮大国民革命军上……

史实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革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共产国际还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运动,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迎来工农革命热潮的迅速高涨……

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误判,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也是不辩的事实。

正如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指出:联共“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9]

贺晓明的话不无道理。

200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中央占了上风。”[10]

2011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写道:“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的导航下误入歧途。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没有退却,没有沉默,而是挺起身来,冲破了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开创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斗争的首创——

南昌城头,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有的史学家称:这是中共历史上思想上第一次大解放。

有的学者称: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军事暴动,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

史实再次表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革命道路,要求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南昌起义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起义领导人在主力遭到失败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朱德、贺龙继毛泽东之后,开始了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辟了湖南和湘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党在今后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作出了有益探索。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北京天安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中说:

“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胜利,也是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的胜利”。[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说明南昌起义“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的意义。联想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我们真是感慨良多。

2017年8月1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

历史如同永恒的坐标,它给人启迪和指引。正是南昌起义,共产党人才深刻吸取失败教训,领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

南昌起义后,中国大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中国革命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进入了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新时期。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走向领导中国人民复兴圆梦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大幕。

三、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第一次肯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揭示了南昌起义在我军铸造军魂中的重要历史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发表重要讲话时,在总结我军建军治军历史经验中,特别指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12]

2016年11月29日,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他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对军队的全面领导。”[13]

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加强党的建设的肯定,表明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已作为铁血军魂熔铸于军队建设之中。

南昌起义全过程,生动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端于南昌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也始于南昌起义。

2007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壮举 不朽军魂》纪念文章。文章写道:

“南昌起义揭开了铸造人民军队军魂的序幕”。文章还阐明:南昌起义,不仅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诞生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且开始了铸造我军军魂的伟大实践。

我们从南昌起义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南昌起义铸造军魂的生动轨迹:

南昌起义前,中央就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

2007年7月27日,《人民日报》第9版发表《伟大壮举 不朽军魂》一文

1927年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并对南昌起义作战计划、起义领导等事项进行研究,标志着南昌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前敌委员会的设立,开创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新模式,作为中共指挥军事工作,这是第一次尝试,意义十分重大。

史料表明,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之初,已初步提出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担负的重大任务,明确了“救国救民”的目标,提出了人民军队任务及革命纪律、政治建设等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来源”等原则。

特别是起义开始,不仅任命了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各级部队党代表,而且在有条件的部队设立了师团党委、党支部,有的还在连、营设立了党小组,初步体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尤其是起义军南下主力溃散后,面对部队混乱溃散形势,朱德、陈毅抓住时机,果断进行了“赣南三整”,有力地巩固和稳定了部队。[14]

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起义军余部在西进的艰苦转战中,于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正是因为有党的领导,有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武装。

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从三河坝突围后,经闽西进入赣南山区,不仅遭受敌人频繁袭扰,而且生存环境异常艰辛。10月间,山区的气候已经很凉,起义军官兵还穿着起义时的单衣,几个月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早已破烂不堪,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叛变。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朱德、陈毅成了整个部队的主心骨。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身先士卒的行动,力挽狂澜,使这支濒临瓦解的部队得以保存下来。当年跟随朱德、陈毅艰苦转战的杨志诚,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股巨大力量在起着作用,那便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或是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讲解着革命的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切实掌握好部队,要我们受得住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下来”。[15]

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图片来源:梅州日报)

大革命失败低潮,在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起义将士对信念的执着,对党的忠诚显得尤为重要。起义军永远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在以后建军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听党指挥”已成为我军不变的军魂。

历史已经证明,保留下来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大浪淘沙的真金,是南昌起义军的精华。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党的坚定信念。他们个个是军魂铸造的亲历者。

有人曾经问,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起义军所剩无几,在短短22年后,它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筑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

“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16]

这不仅是对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成长史的总结,更是对建设世界一流新型人民军队的庄严宣示。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生动诠释了“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伟大真理。

党的领导,如定海神针,中共能顺利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靠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核心领导;起义军余部能走上井冈山,揭开朱毛会师、创造工农红军的新的一页,靠的是以朱德、陈毅为首的党的领导;实现百年强军伟大目标,更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综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重要讲话,是我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行动纲领。我军近百年辉煌历史表明:南昌起义开始的我军传家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历史庄重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军不变的军魂。

南昌起义光芒永存!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6卷,2013年12月版,第106页。

[2][6][12]《求是》杂志,2022年15期。

[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摘录)》(1927年),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4]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5]金及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对策》,2019年,《炎黄春秋》杂志第一期。

[7][11][16]《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

[8]《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4页。

[9]贺晓明,《贺龙的1927年》,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0]叶匡政编,《大往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13]何友良,《八一起义与中共党军关系的演进》,《新华文稿》,2017年第17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上),中共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111页。

[15]杨志诚,《艰苦转战》,《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根保(中共党员,1947年4月生,南昌人。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原执行会长,江西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原第一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