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

——研究南昌起义的感悟

周根保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从18岁初中毕业,走进军营,直至55岁从军队退休,一直做行政工作,从未做过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从未发表过什么文章。

退休后,竟开始搞南昌起义研究,似乎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而且这一搞,竟专心致志搞了十年之久。尽管成效不大,但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有了初步认识。至今不仅在省内外杂志发表研究文章有十几篇之多,2022年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编著的《南昌起义史料札记》一书。

今天回想起来十年的研究经过,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是“名利”的追求吗?

是“崇高情感怀”的催动吗?

似乎都不是……

我走上南昌起义研究的道路,源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2002年10月,我从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岗位卸任,被地方领导邀请到八一广场改造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分工负责南昌起义、八一精神研究。但这时研究,仅是对一些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谈不上理论上研究……

2004年八一广场改造竣工后,我又被南昌市人民政府命任为八一广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从军分区岗位退休后,无所事事,心里空落落的。

八一广场尽管只是个副科级单位,在这里挂一个“副主任”职务,有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去处,而且还有一点事做做。

我是个没有什么兴趣的老人,不喜欢旅游,不爱好钓鱼、打麻将……

无论在岗位,还是退位后,没有跨出一步“国门”。

这近8年,从一定意义上讲,算是我跨进研究南昌起义的“初级阶段”,但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更无任何学术研究成果。

二是2010年7月,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成立,我任执行会长。至2020年9月,因年龄关系,改任名誉会长兼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这十年,从不自觉到自觉,开始陷入南昌起义研究的“苦”与“乐”中……

当时,还给自己写了几句自勉的话:余生献“八一”,不求名与利。只为有所为,无鞭自奋蹄。

十年过去了,我在南昌起义研究中,做了些什么,又碰到什么烦心事呢?

一言难尽,先从“做了些什么事”说起……

一、主要下气力做了两件事

十年来,我任研究会执行会长,除尽力搞好研究会的各种保障和对外联系外,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硬着头皮,读了不少南昌起义的书。

人们读书,有两个习惯,一种是翻开这页,急着翻下一页;另一种是翻开这一页,硬着头皮翻开下一页。

我是属后一类。

促使我“硬着头皮”读南昌起义的书,是经历两次大的触动:

一次是研究会刚成立,我兴致勃勃跑到省预备役师,找到过去一直对我很友好的一位领导,请求他给予支持。不仅碰了一鼻子灰,而且还丢下一句话:你搞研究会,至少要丢掉几分……

言下之意……

这位老战友,后来当了将军;他的直言,是对我的过去太了解了……

第二次对我触动大的,是研究会成立后,召开第一次“八一精神研讨会”,从北京请来不少大专家,我盼望从这些专家发言中,受到一些启发,不想大失所望……

有一位曾给领导讲过课的专家发言,今天还记忆犹新:

南昌起义就那么几天,就失败了,哪有什么精神?

还有一位专家,把八一精神,归纳了四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这两次刺激,使我深深认识到:搞南昌起义研究,搞八一精神研究,还真的要靠自己下一番功夫。

“论从史出”。研究南昌起义、研究八一精神,首先要弄明白:南昌起义是怎么回事?

为此,我开始暗暗下决心,硬着头皮,用功读了不少关于南昌起义的书。

我读的南昌起义书,启蒙作是徐兆林的《壮烈开端》、罗政球的《走近南昌起义》这两本。

后来,又找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的《南昌起义》和张侠著的《南昌起义研究》两本。这两本书,对我影响极大。

《南昌起义》一书中的《南昌暴动始末记》,是刘伯承于1928年在莫斯科写的,这篇文章是我打开南昌起义之谜的一把金钥匙。

刘伯承是起义军的参谋长,写此书时,距起义过去不到一年,对起义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本书是他当时对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痛苦沉思的结果,是他当时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展望的结晶,也是他在中国革命面临最黑暗、最迷茫时刻,内心仍有一杆胜利的旗帜,在呼啦啦飘扬必胜信念的表露。

另一本书是张侠写的《南昌起义研究》。张侠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是聂荣臻的老部下。他写这本书,先后十次请教聂帅。张侠敢讲真话,坦言直谏。1944年8月19日,毛泽东主席还专门给他题词:“光明磊落”。这本书的含金量、可靠性很不一般。读过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南昌起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

我在阅读南昌起义亲历者正面人物回忆录的基础上,还阅读了后来走向反动的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朱其华(时任起义军政治部宣传处长)在1933年发表的《1927年底的回忆》等书。

除此,我还参阅了不少南昌起义史料。

有一天,一个老太太跑到研究会,给我送来不少关于八一起义的资料,有的是当年八一起义参加者写的回忆的手稿。

八一起义纪念馆原馆长徐巍,他一生六十年,负责收集整理南昌起义的史料,记录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八一馆时的讲话。我从他那里听到不少书上看不到、在别人那里听不到的八一故事。

近几年,特别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大历史的角度,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阐述了南昌起义的非凡意义,令人醍醐灌顶,为我们研究南昌起义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我被八一起义先辈的事迹深深感动。我深刻感受到:

八一起义,是八一前辈们坚守理想、忠诚信仰的一部无言大书。

阅读这部大书,不仅对起义前辈腾生敬意,更是我一次信仰的洗礼,血性的提升,斗志的激励。

同时,也是我十年坚持行走在八一起义研究路上,动力的催生!

这些年的读书,我深深体会到,研究南昌起义,只有在读懂南昌起义这部大书上下功夫,才能真正领略八一前辈的崇高革命风貌,才能真正理解八一起义“第一枪、上井冈、铸军魂”的历史功勋。

二是颤颤巍巍写了一些南昌起义的文章、书稿。

这些年,我结合自己读书感悟,写了10本关于南昌起义方面的文稿,已正式出版的有两本:

2013年,编著的《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201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8年,编著的《南昌起义史料札记》,2022年2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021年,编著的《关于南昌起义,我们应该知道的》,已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读,他们的审读意见是:

由周根保同志编著的《关于南昌起义,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书,以独特视角、翔实史料和较高的政治站位,记述了南昌起义不为人们所共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真相,颂扬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精神和革命风范,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艰辛历程。

经审核,我们认为,该书稿政治导向正确,重大史实准确,且兼具政治性、学术性,修改完善后(具体修改意见见花脸稿)可以交付出版。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2022年3月3日

这本书已交出版社“报备”中。

其他几本书,均以“内部交流,免费赠送”形式问世……

我知道,我编著的这些书,读者可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是编辑。如果有第三、第四……或者更多,将是对我极大的鼓舞……

有的朋友告诉我,南昌起义属重大历史题材,“报备”把关是极严格的。

我为什么要“不屈不挠”,坚持做这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呢?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

2017年初,为了向建军90周年献礼,笔者把近些年关于南昌起义研究的几篇文稿整理成册,冠名《不朽第一枪》,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给予的审读意见是:

本书是江西省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数年来致力于南昌起义及伟大精神传播与研究的丰硕成果,由散文、故事等文学载体组成,全书热情讴歌了我党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丰功伟绩,介绍了南昌八一起义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轨迹,以不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少数人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否定与质疑,全书史实翔实,形象生动,客观权威。

因涉及党史军史内容,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已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报备”。

3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专家给出“审读意见”是:“同意修改后出版。”

此书已按“内部交流,免费赠送”问世。

2017年底,笔者针对有的纪念南昌起义90周年的作品,对南昌起义有误读甚至歪曲的现象,又作《军魂永驻:解读南昌起义》一书,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涉及党史军史重大内容,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报备”。

两年后,军事科学院专家审读结论:“同意修后出版”……

其实,凡涉及重大题材的作品,都须向中宣部相关部门“报备”,通常情况下,这个“报备”是不易通过的。

何况,像笔者这样水平的文章,自己又无学术背景,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惊喜。

但欲罢不能,笔者看到那些对南昌起义误读的宣传作品,内心总有一个东西在涌动,不吐不快,不写不安,哪怕明知这是“不可为而为之”,也说服不了自己。

“不可为之而为之”,什么原因呢?

笔者是一名年逾76岁的退休人员,能求什么,能得什么?笔者自己也说不清楚。

更何况,这样涉及重大历史题材的书,就是文笔再好,也少有人涉及;笔者曾多次流连书店,涉及革命史方面的书,少之又少;南昌起义方面的书,更难见到。

有一位很有作为的编辑,曾深有体会地告知笔者,写这些东西,不容易面世……

然而,犹豫再三,笔者还是动笔了……

2018年,笔者编著的《南昌起义史料札记》一书,2022年2月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开始编著此书,我曾有个顾虑:

八一南昌起义,已过去90多年,南昌起义的成败,中央和史学界早有定论,今天再说这些事,读者是不是会有些烦?

但我转一念头:建党百年,国家投巨资拍摄《跨过鸭绿江》《大决战》等系列历史巨作。这些历史事件,来龙去脉,早已搞得清清楚楚了,为什么还要翻出来再演一演?

又如,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也早已弄得明明白白,为什么每年都要拿出来说一说?

我想,其目的,是叫人们不要随着时间流逝,对这些历史事件淡忘了,更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的淡忘,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搞出一些东西来影响我们对这些伟大事件的认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网上曾一度出现不少对八一南昌起义抹黑的言论,有的甚至攻击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纯属“别有用心”,称“南昌起义军,充其量只能算国民革命军”等等……

更何况,对八一南昌起义及其孕育的革命精神,史学界权威人士,还缺乏统一的、公正的认知……

笔者编著此作,是在八一起义研究先导者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萧克将军提出的秉笔直书、不唯书,不唯权威,不唯定论的要求,重新梳理我近十年阅读南昌起义史料的认知……

萧克将军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他在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先后出任七十一团八连指导员和四连连长,打过许多次艰苦的战斗。“文化大革命”后,他以极大的义愤和高涨的热情,参与了对南昌起义的拨乱反正和宣传工作。

他不仅亲自主编了《南昌起义》一书,而且四次到八一起义纪念馆、三次在北京接见纪念馆工作人员。他叮嘱纪念馆工作人员:

“写历史,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不能随意拔高和贬低。”“历史就是历史,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

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宣传八一起义”,“不要唯上、唯权威、唯定论”。①

萧克将军的话,何等深刻!应该是我们研究南昌起义必须遵循的原则。

近百年来,研究南昌起义的著作,有关南昌起义的影视,林林总总,但无不带上时代的烙印……

《南昌起义史料札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能称作文史资料,这里提供的,只是一幅幅八一起义的拼图,而这些一幅幅拼图的组合,意在八一精神的一种展示。

《南昌起义史料札记》出版后,我又接着修改《关于南昌起义,我们还应该知道的》等书。

似乎有股力量,在推动我“不懈地做这件力所难及的事”……

二、是什么力量引领我坚持做这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些年,我在“写”南昌起义书稿时,深深体会到:这是件“力所难及”的事。

“写”难,出版就更难,“报备”这一关,一般要两三年……

就是正式出版了,销售还是难……

笔者的这种痴情,是什么力量的推动?

“名”——我从战士,到军分区司令员,几十年,没立过一个功,一生平平淡淡,和“名”总是擦肩而过,退休已20年了,“名”,和我应该是终生无缘;

“利”——何从谈起?有一次我到一个单位讲课,这个单位主要领导却以世俗的目光悄悄和同事说,他是在这里推销书呢……

令人哭笑不得。

……

回望我坚持十年的研究过程,还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南昌军分区任司令员时,有一天,我一位老同学徐兆林跑来找我,要我帮他销售一本关于南昌起义的书,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他签名送给我那本,却一直放在书架上……

笔者在十年研读八一起义中,引领笔者在“八一起义”道路上行走,有两位值得敬佩的人物:

第一位是时任南昌市委书记吴新雄,他在笔者即将从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岗位卸职的2002年初,邀请笔者作八一广场改造副总指挥,委托笔者专题进行八一文化的研究。他说:

“八一精神,是南昌人民的精神财富,作为在南昌工作的同志,有责任去弘扬这个精神。”

他还说:

“你一生当兵,又长期在南昌工作,研究八一起义,应是你退休生活中有意义的一件事。”

他为笔者研读八一起义,不仅提供了精神动力,还提供了物质保障。

第二位是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2014年,笔者荣幸地向他汇报过八一精神研究的心得,得到他的热情鼓励,他给笔者说的一番话,给笔者研究八一精神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他说:

南昌起义除了建军的伟大意义外,还有两个意义对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性。一个是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及其对今天的启示;一个是南昌起义所突出表现出来的而今天又特别需要发扬的革命精神。

他还特别针对社会上对南昌起义“失败论”观念,表述了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南昌起义,有成功的一方面,也有失败的一方面。从成功方面讲,除打响第一枪,诞生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外,主要表现在起义后期朱德、陈毅的实践活动上,包括“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等,他们在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军队的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初步探索,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冷溶主任的话,和史学界传统观念,有三个重大区别:

一是研究南昌起义,不能把“第一枪”与“上井冈山”割裂开来;

二是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意义,和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一致的;

三是南昌起义表现的革命精神,是革命前辈在历史的重大关头,所表现出来最为宝贵的革命精神,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发扬的崇高精神,今天仍然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武器。

两位引领者的话语,给予了笔者通往八一文化,八一精神研究的精神动力和具体指导,尽管笔者的身份和资历,注定了脚步是蹒跚的,但这份力量一直鼓舞着笔者,在“不可为而为之”的道路上行走着……

另外,笔者还深深感到:

支撑笔者十余年,坚持在南昌起义研究中,做这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除了研究会同仁的鼓励外,除了一个老退役军人、老党员发挥余热的自励外,主要是受八一起义英雄事迹的感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为挽救革命,挽救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为什么在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张国焘反对的情况下,能坚定地作出“还是干”的起义决策?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北伐名将叶挺等一批高级将领,在共产党的指示面前,为什么能毅然抛弃优越生活条件,不受高官金钱的诱惑,义无反顾参加南昌起义?

特别是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为什么能力挽狂澜,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

更令人费解的,在近半年西进转战中,八百余名起义军将士,在几万敌人的围剿中,能够——

红旗不倒?

火种不灭?

队伍不散?

……

这一个个凝重问号的追寻,就是笔者十余年探索的重点。

何谓信仰的力量?

笔者在读与写南昌起义的书时,一段闪光的话,跃然于纸上: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听党指挥、坚定信念的生动写照。

信仰的力量,在这里熠熠生辉!

联想自己,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部队师级干部,不全是靠当年部队那些好领导、好战友帮助的结果吗?

部队当年那些好风气,不正是八一精神的写照吗?

编著这些八一起义书稿,令我深深懂得,要让八一精神永放光芒——

必须高扬坚定信仰的旗帜;

必须铸牢听党指挥的基石;

必须发扬敢为人先的闯劲;

必须弘扬英勇无畏的气概;

必须保持百折不挠的毅力;

必须永葆为民奋斗的情怀!

这应是支撑我十余年行走在南昌起义、八一精神研究道路上不竭的动力。

《南昌起义》 油画(图片来源:新华网)

三、十余年的研究,留下的遗憾与期盼

行走在南昌起义研究这十余年中,总体是收效不大,遗憾不少……

一是八一精神的研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十余年的苦心研究,召开若干次研讨会,为什么八一精神至今未得到权威专家学者认可?

这应是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过去十年努力,留下最大的遗憾……

人们曾称军事科学院是军事理论的“航空母舰”,如果登不上这艘“航空母舰”,八一精神的研究还能远行吗?

现实告诉我们,革命精神研究,要特别借助军地权威专家、学者的作用,没有权威专家认可,闭门造车,开再多研讨会,也不会有太大效果。

研究工作的失误,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我们工作方面的主观因素。

二是在八一起义宣传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今天,在不少传媒、影视及文学作品中,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还有不少被误读的地方……

作为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主要负责之一的我,在宣传力度不足这个失误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曾在《军魂永驻》一书中写道:

南昌起义的地位,不容贬低;

南昌起义的故事,不应讲错;

南昌起义的精神,不能淡忘。

三是在英雄城南昌,至今没有打造出更有影响力的“八一特色品牌”。

品牌的力量是巨大的。为强化八一宣传效果,应着力塑造八一育人品牌,八一文化品牌,八一城市品牌……

这方面的失误,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当地一个唯一合法八一精神研究的民间组织,也有应尽的责任。

现在,我已从研究会的法人代表位置,退居二线了,但如果苍天关照我,我将仍然“无鞭自奋蹄”……

希望同仁、好友,一起携手,继续为呼之欲出的八一精神,从英雄城南昌,走进军营,走向全国,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而不懈努力!

对南昌起义、八一精神十余年的研究,除留下不少遗憾外,还深切感受到:

党史界、军史界专家们,对南昌起义、八一起义研究,似乎不像对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研究那么重视。

为什么南昌起义、八一精神研究,与其他革命事件、革命精神的研究,会出现滞后现象呢?

这应和人们对南昌起义重大历史意义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如:

2017年10月,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井冈山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料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理论研讨会”,收集整理论文137篇,其中关于“南昌起义、八一精神”文章,仅20篇。

……

南昌起义研究、八一精神研究滞后的现实表明:理论界,当前十分需要重视对南昌起义重大历史意义的学习和研究。

笔者从研究中感受到,真正读懂八一南昌起义的,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人。

仅举两例:

例一,坚持在军旗图案中加上“八一”两字。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领导人,在西柏坡讨论军队正规化问题时,提出了全军统一军旗问题,确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军旗工作。

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军征集军旗式样。经过3个多月,征集到500多个样式,设计小组预选30多种方案,制成“样旗”,送周恩来同志审选。这些方案,一致为红底,有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但均无“八一”二字……

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这一经过,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定军旗的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②

这一段朴实、简单而又有力的话,在笔者内心激起了长久的激动。多么闪光的语言啊!它不仅是毛泽东主席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科学总结,而且凝集了历史伟人对南昌起义的特殊情怀。

毛泽东主席在军旗审定方案中,还亲笔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③

军旗,誉称“军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是人民军队荣誉的象征,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象征。

八一军旗的确定,倾注了毛泽东主席对南昌起义的特殊情感,也是他对“八一”深刻含义的解读。

“八一”是什么?毛泽东主席一席话,尽在不言中!

例二,坚持“八一”建军节。

1967年2月4日下午,在南昌城中心人民广场(现八一广场),召开了10万人“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誓师大会”,“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要大造“八一建军节”的反。

同日,《江西日报》刊登了《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的社论和《向全军通电》。

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主席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要把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主席说:

“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1969年6月30日上午,在南昌听取江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的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后,毛泽东主席指出:“现在解放军建军节还是定在八月一日,因为‘八一’起义是中央决定的,‘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④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毛泽东主席对八一建军节的肯定和坚持,揭示了他心目中对八一南昌起义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肯定。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作了全新概括。他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⑤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南昌起义定格在“建党、建军、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称之为“一个伟大事件”。这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一个新的定位。

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共党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是人们共识;

南昌起义,称之“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也容易理解。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却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

南昌起义,震惊中外!

南昌起义,堪称划时代的壮举!

在建军百年到来之前,笔者热切期盼:

让“雄伟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的歌声,飘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注释:

①《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42—4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②尹家民,《南昌起义纪实》,第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③《八一记忆—文物背后的故事》,第19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106页,2013年12月版。

⑤《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

END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根保(中共党员,1947年4月生,南昌人。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原执行会长,江西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原第一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