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白沙会议历史地位研究

刘红艳

1935年2月15日和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古蔺白沙召开会议,深入贯彻遵义 会议、扎西会议精神,对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后红军长征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白沙会议决定放弃攻占古蔺县城,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

红军自离开扎西,在行军至古蔺的途中,朱德代表中革军委曾连续3日作出占领古蔺县城的部署:2月11日,“我野战军不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2月12日,“第三军团应进到站底及其以东地域向永宁方向警戒并侦查古蔺敌情,准备14日接近古蔺,相机占领之”。2月13日,“第三军团仍取以薛敌之追剿队两个团遭遇的姿势并准备于15日袭取古蔺城” 。由于周浑元部下“追剿”队的两个团在14日已先期赶到古蔺县城,在此形势下,中央军委毅然决定放弃占领古蔺县城的计划,于14日晚11时电告各军团变更行动计划,对15日的行动作了紧急部署:“为争取渡过赤水河东岸的先机,决定放弃袭击古蔺城周敌‘追剿’队两个团。”根据此部署要求,红五军团先行赶到杨家凹、风岩一带;军委直属部队进至白沙及其西南方;红一军团进至回龙场;而红九军团则到麻线堡一带。“各军团到达目的地后,秘密调查由各当前直赴二郎滩至土城一段的渡河点及平行路,并准备东进。”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先于红军到达古蔺县城,考虑到敌我双方实力的差距,中革军委不愿与之发生正面战斗,故作出放弃古蔺县城,转兵东进,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抓紧时机分别由太平渡和二郎滩东渡赤水河的决策。

基于此,中革军委于2月15日晚制定《红军东渡赤水河的计划》,指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为达到以上目标,红军被分为3个纵队向桐梓挺近。16日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为:“第三军团集结于回龙场附近休息,向古蔺警戒。第一军团取道白沙、回龙场进到锅厂坝、新寨地带,向古蔺警戒。第五、第九两军团当各由现地进到白沙地域,分向古蔺、永宁及来路警戒。” 在2月16日的白沙会议上,中革军委讨论了各军团17日向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及其行动部署,基于15晚制定的《红军东渡赤水河的计划》,决定各军团在17日继续向林滩到顺江的赤水河岸前进。

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2月15日和16日白沙会议上作出的行动部署看,放弃古蔺县城和“二渡赤水”是此次白沙会议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说白沙会议揭开了红军“二渡赤水”的序幕。从之后中革军委的行动部署和红军的行军路线看,红军在渡过赤水后,主要朝桐梓、娄山关和遵义等地区行军,这为之后“桐娄遵战役”的打响做了充足准备。在“桐娄遵战役”中,红军击溃敌军2个师及8个团,歼灭敌人3000余人,这是红军自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也增强了其必胜的信念。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军事上的伟大胜利,应始于白沙会议英明远见的运筹决策!”

二、白沙会议决定作战方式迅速由阵地战战术转为运动战战术

在1935年1月中旬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之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与批评,指出在敌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的情形下,红军“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红军各级指挥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因此,“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遵义会议上提出的红军由“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术,时隔一个月,在白沙会议上得到具体落实。2月16日,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公开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打大胜战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这一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与敌人的斗争和作战方式实现转变。

中央红军在一渡赤水后,对川南重镇叙永发起猛烈进攻,但遭到川军刘湘部队的重击,激战数日后,毛泽东果断放弃叙永,转而向敌军力量薄弱的扎西进军,之后又从扎西辗转到古蔺白沙。根据以往与敌军斗争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周边地形地势特点,党和红军在白沙会议上确定了“运动战”的军事思想。所谓“运动战”,就是不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阵地战、堡垒战,不再与敌人拼消耗,而是进行游刃有余的调动穿插,使敌人在来回的奔波中疲劳丧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运动战”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没有固定的作战线路,它是达成运动战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对此曾表示,红军或东或西,时进时退,使我们不易判断他们的企图。

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在一渡赤水之后就以军事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当时在红军队伍中,许多战士及干部对上级的此命令普遍存在疑惑:为什么要走来走去?为什么要不停地转移作战路线?刚走过的路,现在又要回去,许多战士,甚至一些高级将领,如林彪对此很有意见。针对此情况,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2月16日的白沙会议上,发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在此文件中重新确立了“运动战”的思想,并将此思想作为此后红军作战的指导思想。四渡赤水是“运动战”的典范战例,经过此次战役的检验与实操,毛泽东“运动战”的军事思想比以前更加成熟。中央红军能够顺利东渡赤水,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桐娄遵大捷,与“运动战”的战术有着极大的关系。红军在取得黔北大捷后,便继续采取“大迂回”的“运动战”战术,放弃平坦的老路不走,而是选择走一条弯路和新路,从云南北部横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在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彻底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取得战略主动权。

正是在毛泽东这种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才得以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回旋自如,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得以生存。这一军事思想为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基础。因而,白沙会议对于党和红军与敌人斗争方式的转变,起到了扭转乾坤的重要作用。

三、白沙会议决定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精辟论断

李富春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其在领导部队政治工作中,积极宣传和贯彻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和军事战略思想,对红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月16日,李富春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的名义,向各军团下达《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在此指示中,李富春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求我们最高限度地提高我们的政治工作,不仅在胜利的情况之下,能更加提高士气,而且要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团结红色战士,不灰心不丧气,坚定地为着我们光荣的任务,为着中国的工农解放而斗争到底。”关于政治工作的任务,李富春指出:“主要是进行作战鼓动。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一定要有把握的打胜仗。”

李富春指出,当前“部队中严重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政治工作,无论在战斗动员方面,在巩固部队方面,都表现得薄弱,不深入,不紧张,不能灵活地适合战斗环境去进行。”因而,针对此种政治工作的严重错误和弱点,这就要求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政治工作要进行大的转变。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中,要求领导干部积极利用在连队行军休息的空余时间,与战士一道进行深入的解释和讨论,让每位战士深知“现在的战斗不是像过去的掩护战,而是要在每个战斗中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以调动红军战士的战斗情绪,达到鼓励行军作战的目的。此外,该指示还要求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散漫、军队纪律松懈、军阀残余等不良现象要加强教育,以克服红军战士的疲劳情绪,巩固部队。基于此,该指示要求党中央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内,在连队中建立支部工作,最高度地发扬好党团员同志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要求提高严整军队纪律,严格执行与检查纪律的实行;要求提高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等。

《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出“百倍地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和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当前党和红军迫切的任务。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精辟论断,纠正过去“政治工作不能打仗”的错误思想,对于当时党和红军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精辟论断贯穿于之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保证我军的革命性、先进性起到关键作用。这一论断在我党和我军的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是党和军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刘红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