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 “四渡赤水”专刊

论中央红军过泸州时

四大要事及其历史意义

陈媚媚

1935年1月底至5月初,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川滇黔边赤水河两岸地区纵横驰骋100多天,成功跳出近40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粉碎蒋介石意欲歼灭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围剿”计划。在此期间,中央红军在泸州的古蔺县、叙永县等地转战近两个月,光辉的战斗历程永载史册。从影响长征胜利的全局高度来看,中央红军长征过泸州有四大要事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这四大要事的历史影响,对深化红军长征在泸州的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叙永石厢子:实现常委分工,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193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土城战斗失利的情况下,果断决定一渡赤水河,挺进川南。2月3日至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率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经摩尼进驻叙永县石厢子(今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在这里度过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唯一的春节。尽管时值农历新年这个欢乐祥和的传统佳节,但日益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和土城战斗的失利,让红军队伍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都不敢有丝毫懈怠。1935年2月3日晚至2月5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利用难得的休整机会,在此召开会议,史称“鸡鸣三省”会议。会议决定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落实常委分工问题,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进入军事决策核心层;二是分析红军渡过赤水河后敌情的变化,酝酿改变原定的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三是讨论和研究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及时给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回电。

在叙永石厢子实现常委分工,具有十分独特的历史意义。首先,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强的组织领导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开创新局面最重要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泸州叙永县召开的石厢子“鸡鸣三省”会议,大大地推进了这个进程。其次,把遵义会议精神落到实处,实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一段时期,博古和凯丰等同志一时思想不通,张闻天谦逊礼让,党内最高领导权交接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一路转战过程中,周恩来分别与博古、张闻天多次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开诚布公的磊落胸怀,终于打消博古的思想顾虑,愿意将党内负总责的职权交出来。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庄子里,常委分工才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副挑子,就跟着闻天走了”。第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担负起领导全党、全国革命的历史重担。从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开始,“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导的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一度迫于自身生存危机,根本无暇顾及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统筹指挥,对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少数几次指示,也大都是根据中央红军军事斗争形势要求其掩护、策应、配合。常委分工后,中共中央展现崭新的气象,对中央分局的紧急请示电进行及时又明确的回复,在内容前冠以“万万火急”字样,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斗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b在2月13日、23日,以更加详尽的电报予以指导,为留守根据地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指明正确的斗争方针。

二、古蔺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奠定中央红军运动战胜利的基础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各部按照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作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决定,由云南扎西地区(今威信县)回师东进。2月15日,军委直属纵队抵达古蔺县南部的白沙场。此时,中央红军已甩开敌人4天的距离,决定在白沙场进行必要休整,将总司令部设在鱼塘湾崔家祠堂。2月15日至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红军领导同志在此召开会议,即白沙会议。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所著的《红军长征在四川》中记录:“1935年2月15日,中革军委率直属队进驻古蔺县南部之白沙场,并决定部队在白沙地域休息和准备东渡赤水河作战。是日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于白沙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碰头会,拟定了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行动计划。”

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告示,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红色文献,足以让古蔺县白沙这个地方,伴随其载入红军长征史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这个文告评价极高:“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

《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全文1300余字,主要是阐明二渡赤水的战略意图,统一全军思想,鼓舞部队斗志。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有段回忆,如实反映了当时部队基层的思想状态:“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显然清楚掌握部队实情,也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及时得到解决。《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一共有10个自然段,围绕3个问题集中进行回应:第1至3自然段主要讲清当前敌我战斗形势下我军的战略意图,第4至7自然段讲明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实现条件,第8至10自然段是坚定革命胜利信心,发出共同奋斗的号召。

《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及时消除广大指战员心中的疑惑,统一党和中央红军的思想,讲清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向川北发展计划是“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a,当前的战略目标是“我们就要在这里(云贵川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文告针对多走路和部队缩编作了解释:“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我们的战斗单位,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次,告示明确了为摆脱困境,中央红军必须采取因敌制胜的运动战方针,并很快在实战中取得显著战绩。“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必须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百倍的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正是“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的运动战方针指导,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在1935年2月底取得攻占桐梓、攻取娄山关、重占遵义等一系列辉煌战果,一举歼灭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59师全部和93师大部,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土城失利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力挽狂澜的毛泽东于夕阳西下时登上娄山关,诗兴大发,出口成章吟成《忆秦娥·娄山关》。立竿见影的实战效果极大地提振士气,大大提升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军事指挥的威信。再次,告示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强调人民群众的拥护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南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告示指出:“千百万云贵川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饥寒交迫的中间过着非人的生活,拯救他们,发展与组织他们斗争,号召他们起来,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

三、泸州叙永: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并坚持斗争,诠释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

在扎西会议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建立由徐策、戴元怀、余泽鸿、夏才曦、邹风平(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等组成的中共川南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徐策任书记;选拔一批领导干部和红军战士,同活跃在川南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合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王逸涛(后叛变)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曾春鉴任副司令员,刘干臣任参谋长,龙厚生任特派员。特委和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牵制和打击敌人,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苏区,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配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1935年2月18日,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五龙山正式成立后,就在敌人重兵驻防的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党的领导,制定并四处张贴宣传《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叙永木厂梁子成功阻击川军、攻取长宁梅硐场、进占云南扎西赫章、攻克重兵把守的筠连县城、巧取叙蓬溪、奔袭燕子口、打下长宁安宁桥与江安红桥镇等,与数倍、数十倍的敌军周旋血战,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游击纵队的主动奔袭,让蒋介石和刘湘误以为这是一支红军主力,对游击纵队进行几次“三省会剿”。在圆满完成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进行战略转移等光荣使命后,游击纵队在川滇黔地区坚持游击斗争两年,终因敌众我寡而几近全军覆没。

川南游击纵队的成立及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引大量国民党军队“会剿”,减轻主力红军的军事压力,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掩护主力战略转移,策应红二、六军团长征;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斗争和抗捐、抗粮、抗丁斗争,摧毁国民党区、乡政权,沉重打击川滇黔边区反动势力;第三,在云贵川三省区域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革命真理,播散革命火种,促进了西南地区人民的觉醒。

川南游击纵队的成立和坚持斗争,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广大指战员与国民党反动派生死博弈进行战略决策时,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战略关系,主动在川南谋划和实施的战略棋局。从红军中选拔留下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中央直属队和各军团认真挑选出来的骨干力量,领导干部中,徐策是红三军团6师政委,戴元怀是红八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余泽鸿、刘干臣是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队长,曾春鉴是6师参谋长,还有李桂英、甘棠两位女红军战士等;留下来的部队中,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机修班等。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讲话时说:“我们目前有很多困难……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充实轻装。并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在这个战略决策实施时,将士们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顾全大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坚毅顽强地留下来,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这种精神和智慧,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法宝。

四、合江五通: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石顶山起义,有力支持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迂回机动

1935年1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为接应红军入川,派李亚群任长江南岸特派员,相机与红军接头,报告四川形势,并前往四川省合江、贵州省赤水一带组织武装暴动,以牵制川黔敌军,协助中央红军实施北渡长江计划,后又加派杨其生、任圣林、周一戎等前往加强领导力量。2月底,李亚群和地下党员袁代新、贾审修等在石顶山桂林园向玉章家,联络倾向革命的国民党合江县政府驻五通的精选中队长余德章(又名赵欲樵,曾在泸顺起义中受过刘伯承的教育影响,在李亚群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分队长冯吉(冯剑魂)等,召开武装起义的筹备会议,商议起义时间、行动部署等事宜。1935年3月10日晚,石顶山武装起义爆发,余德章率精选一分队攻占五通乡公所,烧毁乡公所文件,逮捕乡长,前往黄大桥与精选二分队会合后,连夜向石顶山进发。杨其生、冯剑魂率领精选三分队前往赤水县大同镇,夜袭区公所,经半个多小时战斗,全歼大同区队,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2000多发,顺利返回石顶山。3月11日,两支起义队伍在石顶山的月台山大庙胜利会合,李亚群宣布“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杨其生任队长、李亚群任政委,余德章任政治部主任。3月12日上午,起义部队召开公审大会,将当地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大地主刘丕平枪决。红军游击队成立后,于3月14日夜袭五通场,击溃前来镇压起义的“合江县团练总局”纠集的500余人的反动地方武装,壮大了自己队伍。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石顶山起义声势日益浩大,让国民党地方当局胆战心惊,立即纠集合江、赤水、叙永3县的24个团练中队和部分川、黔军阀部队共计2000余人,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游击队在石顶山地区坚持战斗,多次击破敌人的“围剿”,坚持一个多月后,终因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惨遭镇压,起义失败。

1935年3月爆发的石顶山起义,有着独特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这是中共四川地方组织(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在白色恐怖异常严峻的形势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很好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革命一盘棋的整体态势。成立“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扩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影响,给川黔边区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统治力量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石顶山起义爆发时,正值中央红军三渡和四渡赤水的紧要关头,起义迫使国民党分散精力和兵力,调集地方武装和正规军队围剿游击队,打乱其围追堵截部署,减轻对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为红军创造四渡赤水战役的“得意之笔”贡献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力量,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

综上,中央红军在叙永石厢子实现常委分工,在古蔺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在叙永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并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地方党组织在合江领导石顶山起义,这四件要事是泸州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在红军长征史乃至中共党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深入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在泸州的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是共产党员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必修课。

(本文载《巴蜀史志》 “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媚媚(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三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