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战役

——兼谈泸州人民对四渡赤水的贡献

姜廷玉

泸州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重要战场。中央红军转战在泸州,留下光辉的革命足迹,播下革命的火种。泸州人民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作出重要贡献。

一、四渡赤水,充分展现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理论

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原则,是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和朱德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战术原则,指挥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多次对井冈山的“进剿”和“会剿”。

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毛泽东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方针,指挥红军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影响下,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正当红军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抛弃毛泽东创立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在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进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先是冒险主义,再是保守主义,最后则是逃跑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湘江一战,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给红军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震撼,使他们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北部进军,从根本上实现了军事上的战略转移。

(一)遵义会议为毛泽东展现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历史平台和机遇,四渡赤水使毛泽东得以展现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展现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历史平台和机遇。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地使用这些原则。”a

遵义会议后,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改变“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行动上的呆板做法。他根据当时的敌情、我情和社会地理环境,创造一种特殊的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指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地区于广泛运动中,采取敌变我变,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忽南忽北,即打即离的战法,调动和歼灭敌人,与40万国民党“追剿”军展开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在四川泸州古蔺召开的白沙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进行机动作战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要根据敌情的变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a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斗指挥,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得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地行动,实行最大的机动,经常转移作战地区,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取得作战的胜利。

(二)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在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上,把“走”与“打”科学地结合起来,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在运动中寻机击破敌军合围

毛泽东指挥3万中央红军疲惫之师,抗击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纵横驰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中有打,打中有走,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打”则使敌人闻风丧胆,“走”则叫敌人望尘莫及,置国民党军于股掌之上,使其疲于奔命,损兵折将。四渡赤水作战,主要目的是通过“走”使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转危为安。但毛泽东仍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打”,不放过任何消灭敌人的机会。他在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后,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8个团。这样的“走”与“打”,既不同于“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更不同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而是把“走”与“打”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今天我们对运动战的通俗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基点上a。四渡赤水作战中,毛泽东巧妙地处理“走”和“打”的关系,体现其高超的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和军事哲学思想。

(三)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还表现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正确地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巧妙地运用虚实行动,迷惑和调动敌人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避实就虚,摆脱川军,避开强敌,西渡赤水,从而使红军免遭最大损失,保存了实力;二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乘虚回师黔北,速战速决,取得胜利;三渡赤水,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重入川南,制造北渡长江假象;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形西实东,诱敌西进,东渡赤水,继而南渡乌江,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乘敌空虚,渡过金沙江。自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合围圈,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的企图,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以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中央红军与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进行周旋,穿插迂回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地区,巧妙地牵制、调动、打击国民党军,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滇军将领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中央军将领说“追,追,追,一直追死自己为止”;黔军将领认为共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川军说共军是“神出鬼没”。从这些当年作战对手的感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

《长征组歌》称毛泽东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并不是说毛泽东能够神机妙算,而是说毛泽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用兵,调动敌人,指挥敌人,使红军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述中,总结建军十多年来作战包括四渡赤水作战的经验,系统提出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将其战争指导理论,其中也包括其指挥四渡赤水作战的一些指导原则,总结概括升华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成为我军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四渡赤水战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军事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最终成为人民军队和共和国最高军事统帅奠定重要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毛泽东被剥夺军事工作领导权,只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因为周恩来的力争,毛泽东才得以随军长征,被编在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的中央队。

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再到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逐步确立在全党全军的军事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作战虽已过去近90年,但其作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那“运用之妙存乎心间”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智慧,至今令世人兴叹,那牵制敌人、调动敌人的环环相扣的谋略和布局,仍折射出伟人的神韵和光辉。

三、泸州人民对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1935年1月底至3月下旬转战泸州,

在古蔺县、叙永县80多个乡镇留下红军足迹。红军帮助当地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壮大革命队伍。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惩治恶霸,造福民众,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各族群众积极支持红军,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护养伤员,自愿参军参战。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在群众基础薄弱、民族关系复杂、国民党反动宣传、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诸多不利条件下,充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唤醒群众。红军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红星》报编辑部和地方工作部等,在沿途都通过标语、漫画、群众大会、布告以及编印革命刊物等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性质、使命。

秋毫无犯,赢得群众。四渡赤水期间,红军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群众秋毫无犯。每到一处,红军都张贴安民告示,都要给部队下达遵守群众纪律的命令。红军在太平渡借宿在村民张世珍家,吃了她家一坛腌菜,红军临走时,因张世珍家中无人,便将银圆放入陶坛中。张世珍回家后发现自家陶坛中的腌菜不见了,却在坛底发现了银圆,连声感叹红军纪律严明。红军在古蔺太平走马坝村寨,找到一块可以充饥的萝卜地,部队找不到萝卜地的主人,部队首长决定每挖一个萝卜,就塞进一个铜元作为对百姓的补偿。红军严明的纪律,让敌人都为之叹服。蒋介石给川军将领刘湘、潘文华发电督促整肃军纪:“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借此煽惑民众。”不白吃百姓一个萝卜,正是红军秋毫无犯、赢得群众的真实写照。

打土豪,帮助贫苦群众。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古蔺、叙永时期,红军开仓分盐、分田地等实际行动,真心诚意地帮助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增进当地群众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在古蔺二郎滩,国民党黔军副军长侯之担在此处开办盐号,囤积居奇,抬高盐价,造成斗米斤盐的畸形状况,使川黔边境一带广大群众没法吃到盐巴。红军到此后没收了侯之担4间盐号的食盐达80余万斤,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三天三夜的开仓分盐活动,深受群众颂扬。在泸州还留下“三个铜板”“营盘山上桔子红”“红军盆”等军民之间动人的故事。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党领导中央红军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

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红军。红军以自己的爱民模范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古蔺、叙永等地各族人民群众不遗余力地支援红军,自愿腾出自家房屋、宅院、商铺给红军住宿,贡献自己的船只、门板、楼梯,为红军搭建浮桥;为红军筹粮筹款、送情报、带路、运送粮食弹药、掩护失散红军、救护红军伤病员、掩埋红军烈士遗体等。

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为迎接中央红军,发动了石顶山武装起义、大渡口武装暴动。广大贫苦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或红军游击队,古蔺县便有800多人参加红军,

叙永县有5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建立地方革命武装,帮助中央红军开展斗争,在艰苦的革命中浴血奋战,直至流血牺牲。泸州人民为红军长征特别是四渡赤水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由于党和红军成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人民群众无私大力支援,红军才能取得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讲话中总结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a四渡赤水的历史使我们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

我们要永远铭记红军长征的光荣历史,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进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 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姜廷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编辑研究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