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历史功勋①

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周根保

写在前面的话

我开始南昌起义、八一精神的研究,源于两个原因:

一是2002年10月,我从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岗位卸任,到八一广场改造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分工负责南昌起义、八一精神研究;

二是2010年7月,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成立,我任执行会长。至2020年9月,因年龄关系,改任名誉会长兼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论从史出”。研究南昌起义、研究八一精神,首先要弄明白:南昌起义是怎么回事?

为此,这近二十年,我读了不少关于南昌起义的书。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本书:

一本是1928年刘伯承在在莫斯科写的《南昌暴动始未记》,这本书是我打开南昌起义之谜的一把金钥匙。刘伯承是起义军的参谋长,写此书时,距起义不到一年,对起义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本书是他当时对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痛苦沉思的结果,是他当时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展望的结晶,也是他在中国革命面临最黑暗、最迷茫时刻,内心仍有一杆胜利的旗帜,在呼啦啦飘扬的表露。

另一本书是张侠写的《南昌起义研究》。张侠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是聂荣臻的老部下,他写这本书,先后十次请教聂帅。张侠敢讲真话,坦言直见。在1944年8月19日,毛泽东主席还专门给他题词:“光明磊落”。这本书的含金量、可靠性很不一般。

我在阅读南昌起义亲历者正面人物回忆录的基础上,还阅读了后来走向反动的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朱其华(时任起义军政治部宣传处长)在1936年发表的《1927年底的回忆》等书。

在阅读南昌起义相关书籍的同时,我还结合阅读体会,颤颤巍巍写了几本南昌起义的书。正式出版的有两本:

一本是201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一本是2022年3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史料札记》。

其他有的还在“报备”中,有的则以“内部交流,免费赠送”问世。

通过读和写南昌起义这许许多多的书,我深深感悟到: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忠诚信仰”的一部无言大书。

阅读这部大书,不仅使我对八一起义先辈腾生敬意,更是我一次信仰的洗礼,斗志的激励,动力的催生,血性的提升!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在这个特殊时刻,重温南昌起义的历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实现百年强军目标的重要讲话,更是感想良多。

下面,专题谈谈我对南昌起义历史功勋的粗浅认识。

一、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这是人们的共识。

但真正读懂“第一枪”功绩的,毛泽东是第一人。说两个例子:

1948年冬,毛泽东预见全国胜利即将来临,指示解放军总部提出军旗方案,总部从各地上报的各种图案中,确定了12种,供中央领导参考。

周恩来回忆了这一过程。他曾向有关同志说:

“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①

接着,毛泽东在军旗审定方案中,亲笔写道:

“中国人民军队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②

军旗,誉称“军魂”,是人民军队的标志,是人民军队荣誉的象征。军旗图案的确定,说明“八一”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个例子,《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一百零六页,有一段记录:

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提出要把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

“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③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主题雕塑《石破惊天》(又称《第一枪》)(蓬州闲士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对八一建军节的肯定与坚持,意味着什么呢?

建军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典讲话中,对“功在第一枪”,作出全新概括,他说: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④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站在大历史、新时代的高度,称颂“南昌城头的枪声”,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深刻揭示了“第一枪”的非凡历史意义。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左:周恩来;右上:朱德,贺龙;右下:叶挺,刘伯承)

在中共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壮举中,周恩来等领导作出了哪些卓越的贡献呢?

第一,临危不惧,首倡南昌起义。

据张侠考证,南昌起义最早提出者,是周恩来。

他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写道:

周恩来在1972年6月11日讲话中曾说:

(大意)八一起义前,几个临时负责人,瞿、张和我就酝酿起义,当时动员的有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两个师(当时贺龙还不是党员,在那里有周逸群做党的工作)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⑤

张侠认为,这段话,说明八一起义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最早酝酿的,说明了中央的打算,明确了使用叶、贺部队。

对南昌起义的酝酿与决定,张侠排了一个时间表:

1927年7月12日,按照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了中央核心领导,指定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5人为临时政治局常委。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政局宣言》,这是个分水岭,武装斗争的思想开始成为全党的基本路线,成为党的统一意志。

7月15日前的几天,周恩来确定了“以湘鄂赣为中心”的大方向。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等进行了起义酝酿,明确提出动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

7月18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了使用叶、贺部队。初步决定了在南昌暴动。

当晚,周恩来赶到军委办事处,传达中央决定精神,指定聂荣臻为军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立即赶往九江,向军队党员传达中央起义的决定。

7月19日,李立三、谭平山等赴九江。

同日,朱德受领尖兵任务,潜回南昌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

同日,聂荣臻等到部队传达中央关于起义决定。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了第一次九江会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根据瞿秋白带来九江同志的“南昌决议”,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的决定,并确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6日晚,周恩来到达九江。

7月27日,叶、贺部队进驻南昌。

同日,周恩来在陈赓陪下,到达南昌。并在当晚,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至此,周恩来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发动阶段……

对是谁首倡南昌起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有一段记述:

面临当时严峻形势,“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⑥

张国焘的这段回忆,应该是周恩来首倡南昌起义一个有力的证据。

周恩来,为中共打响“第一枪”,首创奇功。

第二,顶住强大政治压力,作出“还是干”的起义决策。

据苏联解体后,从破译《苏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9次会议记录》中得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关于南昌起义报告后,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录了斯大林对南昌起义持反对意见。

会后,斯大林亲自口述了一个回电,以共产国际名义发给了中共。电报称: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以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拉尔斯赛和我们其他署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是不能容许的。”⑦

共产国际代表特别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苏共领导人不仅对南昌起义表明了疑虑,而且是一种不支持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新到,对南昌起义自然说不上话,只有指令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

此时,起义部队已云集南昌,起义时间已从28日改为30日,起义只差最后一笔——一声信号。

7月29日,张国焘匆匆赶往九江,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再作决定……

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张国焘于7月30日早上,匆匆赶到南昌。

7月30日、31日,这两天,前委连续召开两次紧急扩大会议。

周恩来等前委们,在起义前的前委会上智斗张国焘,是南昌起义最精彩一页。

此时的张国焘,是个什么身份呢?

他资历老(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地位高(此时位居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首位),此行是以中央代表身份,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央领导对南昌起义“新精神”,并参与决策。

他的企图,是说服大家终止或推迟南昌起义举行……

听完张国焘传达发言后——

一生习惯“按中央指示办事”的周恩来,面对共产国际和中央领导“新指示”,竟然理直气壮地说了“不”!

一向以温文尔雅而称著的周恩来,在前委会上,竟然出人意外,雷霆震怒地“拍了中央代表的桌”!(事后他告诉别人,这是他平生第一拍桌子)

经过两次前委会激烈斗争,张国焘最后终于表示,服从大多数人意见,同意在“八月一月四时”(后因叛徒泄密,提前2小时),发动起义。

试想,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定;

如果没有中央代表的首肯;

中共“第一枪”可能夭折!

这是什么?

这是担当!

这是忠诚!

正如贺龙所说:

“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贺龙一席话,周恩来敢于担当、大气浩然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第三,周密部署,确保起义旗开得胜。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组织的武装行动,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叶挺、贺龙的部队2万余人,还有各地参战的农军;参加起义人员有早期中共高层人物,还有国民党的左派代表,如何把起义军各种力量捏在一起,又要达到起义战斗“出其不意”?

周恩来在起义组织指挥中出色地做到:

一是正确地选择了起义地点和时间。中央开始提出的起义地点是南浔。7月25日,周恩来来到九江,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周恩来断然采纳了李立三的意见,把起义地点选在南昌,事后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南昌起义时间,三次更改,特别是在叛徒告密的情况下,果断将凌晨四点改为两点,对达成起义突然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组建了特殊的指挥体系,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员的指挥才干。基于贺龙在20军的特殊地位,任命非共产党员的贺龙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体现周恩来用人的独到眼光。刘伯承周到细致,既有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的作战指挥能力,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弥补了周恩来本人对军事指挥不是专长的不足。朱德则因“对南昌情况了如指掌”,和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影响,负责收集敌人情报,并在起义当晚,利用设宴控制两个滇军敌人团长。谭平山在国民党享有特殊地位,负责革委会工作。起义领导正确分工,使起义领导人的整体力量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正确的部署了兵力。起义部队采用“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的办法,把每一个歼灭敌人目标,区分落实到具体部队。为出其不意,起义各部队区分任务时,以就近歼敌为主。对于驻地距歼敌目标较远的部队,战前秘密地进行部队调整,尽量缩短进攻距离。起义战斗发起后,除朱培德总部警备团得到叛徒告密,事先有所准备,抵抗比较激烈外,其余敌人根本来不及进行组织抵抗,便被解除了武装,有的根本来不及摸枪就被起义军俘虏了。

人民军队在自己诞生的第一天,就打了历史上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的起义参加者名录墙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①尹家民,《南昌起义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②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④《人民日报》,2017年8月3日。

⑤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40页。

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卷,第271页,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

⑦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根保(中共党员,1947年4月生,南昌人。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原执行会长,江西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原第一副会长)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