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昭上

编者按今天(11月16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家郭沫若先生诞生130周年纪念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新闻网”特发布此文,以示纪念。

开办《火线报》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武汉时,在《一冶战报》当编辑,工作得好好的。当时攀枝花干部部的陈樵找我谈话,说要成立个《火线报》,我是搞编辑、搞报纸的,希望我能到三线建设去支援他们。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困难。我在武汉当了十年工人,因为爱好写作,经常给报纸写稿,后来《一冶战报》就把我调到报社,当编辑当记者了。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作时,全国各地到处跑,吃苦耐劳没什么问题,吃亏都没问题。

当时没有攀枝花市委,也没有渡口市委,就是攀枝花特区,攀枝花特区党委(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实行政企合一。1965年3月20日,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1965年4月22日,国务院批复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的请示,同意将攀枝花特区对外改称渡口市。1987年1月23日,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组织要求搞大量的建设,需要有一个舆论工具,所以报社、电台都需要人。人从哪来?就委托责成当时的特区党委宣传部来负责这件事。当时就指定宣传部宣传科科长郭青山,其次还有孟先明、毛云秀来组织稿件。稿件组织好后又面临印刷问题,那时没有印刷厂,也没有印刷机,他们就组织打字员来打印,就像办简报一样,把稿件打印成文字,然后油印了攀枝花市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也就是攀枝花特区党委的机关报。1965年5月1日,《火线报》正式和读者见面。

1965年11月12日《火线报》

特区党委决定把原来的招待所设为《火线报》办公地点。三栋干打垒的房子,安以文也在那里住(安以文住楼上,我们住在楼下)。我们只有一间房间,当时人员不足,特区党委就给下面的各单位指挥部发文件,请他们送来一些编采人员,支援报社工作。另一方面,又派人下去调人,从江西调来一个肖虎生;从西昌《群众报》调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康绍先;从东北调来两个大学生:马堃和傅德福;还有从云南昆明调来宋家志,大概调来四五个人。这时候,《火线报》的公章也刻出来了,报社这个框架基本上就架起来了。安以文当时是政治部主任,他直接抓这个报纸,包括审稿、调人,他都直接来抓。他就住在楼上,很方便和我们接触。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开始报社只有特区党委派来的宣传部的4个人员,没有记者,没有人员调来。1965年以后,大概有十来个人了,现在发展到有一百多个人了。

初创之艰难

《火线报》那个报纸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打字,然后到西昌去印报。一张报纸大概要一周后才能和读者见面,很不方便。后来就慢慢地从重庆重钢印刷厂调来一部分印刷工人,还调来了一台手摇打字机,我们就开始用那两个机器来办报,但也还是很麻烦,直到1966年9月,才开始改成平板机印。办报期间,我们既当编辑,又当采访人员,还要当校对,白天写稿,晚上回来编稿,编完稿后还要拿去印,印了还要校对,通宵达旦地搞啊。我就经常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熬。那时报纸也没有发行部门,我们还要当报童,把报纸拿到街上沿街喊卖报,一个人顶两三个人的工作,很不方便,比较困难。

当时提出来先生产后生活,交通不方便,没有公交汽车,我们出去采访都是靠两条腿,带着三大宝:电筒、水壶、大草帽。因为天气热,气候干燥,经常流鼻血,还常常找不到饭吃。我记得有一次到大田山区,住在大田招待所里,一行三个记者到红旗公社去采访,到中午吃饭时,公社领导不在,我们找那个公社办公室,有个炊事员在那,他们正在吃饭,我说,我们到这儿来采访,现在吃饭时我们没得饭吃,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吃的。那个炊事员一定要等领导回来,研究后才给我们弄饭吃。我们不能等呀,只好返回大田招待所。走路那是经常的事,有时碰到货车,跟司机招个手,有的司机会停下来,有的根本不理,只能靠两条腿走几十里路。那个时候真的很困难。

1966年4月27—5月3日,郭沫若视察渡口市。图为视察期间郭沫若(后排左三)与夫人于立群(后排左四)、吕东(后排左二)、徐驰(后排左一)等在工地合影(图片来源:攀枝花发布)

几起几落

1966年5月1日,《火线报》成立一周年,渡口市委给我们编采人员开会,提出很多新的要求。那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来了,他给《火线报》写了两首《水调歌头》,登在报上。第一首是:

“火热斗争地,青春献国家,多少英雄儿女,培植大红花。来自五湖四海,奠定三通一住,振奋乐无涯。誓夺煤和铁,虎口拔银牙。镇渡口,扛宝鼎,控金沙。战天斗地,两论三篇入月槎。昨日荒江空谷,今夕万家灯电,伸手把云拏。三五完成后,钢产甲中华。”

郭沫若《水调歌头》第一首

第二首: “骇死美洲虎,恨僵北极熊。万事此间齐备,而且有东风。铁岭煤山对立,电力水泥并举,统一斗争中。云浪金沙暖,飞舞东方龙。闹革命,凭自力,靠三棚。垒墙干打,已水电路三通。主席思想挂帅,物质精神互变,满望新愚公。钢水奔流日,映天盖地红。”

郭沫若《水调歌头》第二首

这两首词写于郭沫若即将离开攀枝花的1966年4月28日。当日,郭沫若还在于立群现场创作的2幅花卉画中题了以下诗词:

一幅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有劳动才有成果。劳动艰而巨,成果硕而肥。大家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最大的努力从事创造,便能产生出空前未有的伟大成果。”

另一幅是: “万千军号出战场,渡口英雄自八方;女尽金花男闯将,要教熊虎并投降。”

1966年5月1日,适逢《火线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日,郭沫若欣然命笔,为《火线报》题词: “渡口英雄们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在改天换地,让我们的笔杆像风镐一样,为新兴的工业基地写出一部伟大的创业史。”

郭沫若的题词对攀枝花建设,对我们报社编采人员,是很大一个鞭策。

1966年,郭沫若视察渡口市时与职工一道参加“干打垒”劳动

回顾过去的岁月,《火线报》几经周折,几起几落,几上几下,几次停刊,几次改版,风风雨雨,到现在已经创刊57年了。

1965年5月1日,《火线报》正式出版,和读者见面。

1965年9月3日,《火线报》由油印改为铅印。

1967年2月,《火线报》实行军管,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内容。

1967年6月,《火线报》停刊。

1968年3月,渡口市委决定,宣传部部长苏明承担办《新渡口报》。

1968年7月份,《新渡口报》停刊,改成《红色电讯》。

1969年11月,恢复《新渡口报》,由金凯来负责。

1971年5月,《新渡口报》停刊。

1973年9月,创办《攀枝花通讯》,暂时作为过渡时期渡口的机关报。

1974年10月1日,《攀枝花通讯》改为《渡口日报》,正式出版,由平板机改为轮转机印刷,张伯希任副总编,沈杰当总编。

1987年3月4日,《渡口日报》改为《攀枝花日报》。

1993年5月1日,《攀枝花日报》改为激光拍照,轮转机胶印,发行量由原来的几千份,增加到5万多份。

1994年12月20日,《攀枝花日报》由小报改为大报,同时又创办了《攀枝花晚报》。

大小人物

报纸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第一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刊登党中央发的文件;再一个就是宣传攀枝花建设的情况,宣传三线建设怎么克服衣食住行困难,鼓励大家来为攀枝花三线建设贡献力量、贡献智慧。当时我们报社编辑记者,都被分配到各大指挥部去。我负责第二指挥部,第一指挥部就是总指挥部,第二指挥部就是现在的十九冶。在十九冶盖炼钢厂、炼铁厂,还有其他的好多工厂,这都是第二指挥部负责的,他们是主要力量。

我采访喜欢接触小人物。第一次接触的就是张莲花——一名大车司机。她车开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女同志开那种翻山越岭的大车,很令人敬佩。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是小人物,我认为也是最大的人物。没他们的建设,攀枝花搞不起来,高炉搞不起来,电厂搞不起来,这么多房子也盖不起来。就是那些小人物,他们克服困难,为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提出很多口号,什么“天做帐篷地做床”“三块石头搭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那都是很伟大的。你别看是几句顺口溜,看起来听起来很平淡,但如果没有坚强的斗志,没有那些很好的思想,是说不出这种话的,也干不出这么大成绩的,所以我认为这些小人物就是最大的人物。没有报社编辑记者来宣传,小人物的好人好事就宣传不出去。因此,我认为我们报社记者也是伟大的,《攀枝花日报》也是伟大的。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陶昭上(《攀枝花日报》原编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