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寒独放的红梅

——记李文宜前辈的一些往事

李丹阳

李文宜,原名李哲时,20世纪20年代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中共早期领导人罗亦农烈士的遗孀,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李文宜

我第一次访问李文宜,是1981年7月10日随刘子谷先生和来自湖北的历史学者田子渝一起去的。早在大革命时期,刘子谷与李文宜便已相识,建国后两人都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相距不远。刘子谷老人带我们步行穿过几个胡同来到大沙果胡同,很熟悉地敲开一个绿色的院门。进客厅后,两位老人寒暄了一阵,田子渝和我便请李文宜谈她所了解的李汉俊。

这次采访的时间不长,以后我独自到李文宜家又采访了几次。饱经沧桑的李文宜头发银白,总是梳得一丝不乱,衣着也很得体。

她聪明睿智,温文尔雅,口才很好,说话声音不大,但出口成章,会一连洋洋洒洒地讲很多。我听着听着,仿佛眼前出现大革命时年轻的李哲时在大庭广众中激情演讲的情景。

在1984年,我把李文宜几次口述录音的笔录稿综合整理成文,呈请她审阅,还请她为口述回忆写篇名。她在近代史研究所卡片纸上亲笔题写了“李汉俊同志对妇女运动的关怀”,并赠送我一帧她的照片。

李文宜书写的“李汉俊同志对妇女运动的关怀”

这年11月初,写有“烦交近代史所 李丹阳同志 李文宜托”的牛皮纸大信封,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传达室。我拿到手里,感到沉甸甸的;拆开一看,竟然是李文宜重新写的稿《回忆汉俊老师对妇女运动的关怀》。文章很长,有五千余字,分为“关心女师学潮和教育事业”“支持妇女读书会,为妇女运动奠定基础”“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参加国民革命运动”3个部分。她写的这篇回忆文章比她跟我几次谈的内容更为丰富、完整,更有逻辑性。于是,我舍弃了那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采访并整理出来的口述稿。李文宜的文稿后来被编辑更名为《回忆李汉俊在武汉的生活片断》发表。但显然,李文宜亲笔写的标题更能涵盖她以前所谈和后来所写的全部内容。

李文宜回忆,她于1919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在校参加了挽留进步教师刘子通、驱逐守旧校长的运动。学潮期间,她与一些进步学生认识了曾留学日本、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当教授的李汉俊。后来知道李汉俊等有社会威望的人出面调停以结束学潮,是出于党组织的安排。在夏之栩、徐全直等5位领导学潮的高年级同学离校后,“学校杂乱无章,群众情绪低落,感到彷徨无依。正在这时,李汉俊同志来校看我了。那时我已无形中成了学生中的代表。”他向我征询学生们想要什么样的校长的意见。因当时湖北教育界多被守旧的留日人士把持,我冲口而出:“不要留日人士当校长。”很理解这个要求的李汉俊说:“现在有位从英国留学回国的邓克禹先生,他来当校长好吗?”1923年邓校长上任后,聘请了董必武等进步教员,湖北女师面貌焕然一新。但邓校长为腐朽的教育界所不容,遭到诽谤与排挤,不久便愤而辞职。在这个节骨眼,李汉俊又来女师问我:“邓校长走了,你们还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校长呢?”我说:如果“女师来一位女校长,他们就无法造谣了”。他接着问:“那么请哪一位女校长呢?”我说:“现在女师的训育主任周敏先生行吗?”约在1924年秋,周敏果然当了女师的校长。

通过这几次接触,李文宜感到,李汉俊先生“对像我们这样不大懂事的青年不耻下问,平等相待,有事认真相商,其民主作风为其他人所望尘莫及”。

1922年,李文宜在湖北女师学潮期间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武汉妇女读书会。她回忆,“读书会借用了黄土坡李汉俊先生家的堂屋,阅读新书刊。靠墙壁的书柜里,陈列了许多书籍,可以随时借阅......我常随同学到读书会去借书,或听李先生解答问题。”以后,她又参加了读书会在这年暑期开办的妇女补习班,听过李汉俊讲唯物史观,认为“他讲的革命道理对我们产生了启蒙的作用”。

李文宜谈到,妇女读书会成员后来在李汉俊等先生引导和支持下,参加了工人运动,并在妇女读书会的基础上,发起筹备女权运动同盟会。1925年8月,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李汉俊等先生影响和教育下的一批女青年成长起来了”。

1926年3月,李文宜加入共产党,不久又参加了国民党。同年夏,李汉俊也由张国恩、董必武介绍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这年8月,李文宜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以董必武为团长、李汉俊为副团长的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一同到长沙欢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迅速进攻武汉。在八角井广场演讲台上,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及成员“作了打倒列强除军阀、进行反帝反封建压迫的国民革命的宣传”。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的一段时间,李文宜暂时失去职业,生活没了着落。“陈潭秋同志知道我的困境后,就通过李汉俊把我安排在省政务委员会教育科当科员。我在科里工作时,看到科长李汉俊同志工作很认真......1927年1月,我被选为第四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并接袁溥之同志任省党部妇女部长,和李汉俊等先生们一起,每星期开会一次......在省党部执委会开会时,李先生总是要言不繁、言必中肯;如遇有错误的事,毫不容情、严肃批评。”

作为省党部妇女部长的李文宜,领导了湖北省妇女协会的工作。她回忆,“李先生一直很关心妇女运动,记得1927年3月8日,他参加了全省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祝贺并讲了话。”4月,李汉俊担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教育厅同湖北省妇协是紧邻。妇协曾派了两位干部到教育厅当科员,学习行政文书工作,拿教育厅工资,实际干妇协的工作,为李先生所谅解。并且他还给了妇协以多方面的支持。”

据她观察,在大革命中,“李汉俊先生是以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身份出面的,但他同共产党的关系很密切......开会时他的许多主张都是同共产党一致的。”

1927年11月,李文宜离开武汉,不久听说李汉俊12月7日惨遭杀害,感叹“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对于李汉俊,李文宜有个总的评价:“为人正直诚恳,工作认真负责、不辞辛劳;处事细心妥贴,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当机立断;他对人和蔼热情、诲人不倦,是在我们青年时代指引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好老师。”

李文宜的文笔很好,难怪她曾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秘书、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有时,她会跟我谈些其他的人和事,曾说起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一同参加学潮的徐全直(陈潭秋妻子)很年轻就被捕牺牲了;还回忆道:与她在女师同班且一同参加过妇女读书会的王文宣,后来到洪湖地区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一次敌人搜湖,王文宣怀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与其他游击队员躲藏在芦苇荡中。突然间,孩子啼哭起来。为了避免哭声暴露同志们的藏身处,王文宣忍痛将孩子扔入湖里。当时我听了难过得心在颤抖,因为我刚刚有了孩子,知道一个母亲是多么深爱自己的孩子,与孩子难舍难分;作出扔掉孩子这样的抉择实在是太艰难了。记得那天李文宜从下午一直谈到天色昏暗。客厅没有开灯,我在暗处默默地流泪。

李文宜对于结婚不久便英勇牺牲的丈夫罗亦农的思念深埋心中。有一次我给她看了某刊物发表的李维汉的长篇回忆,里面提到了罗亦农。这引起李文宜对我谈起罗亦农特别说到她与罗亦农在上海分别时在黄包车上对他的最后回望。

李文宜没有生育孩子,平常孤身一人在家。有一次我见到来看望她的一位侄女。在一起包饺子聊天时,我了解到这位侄女与我的姑姑李绿宁曾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班同学,可惜忘记了她的名字。

就是这次包饺子时,我看到里屋一个大桌上放着李文宜画的几幅梅花彩墨画,画面上的梅花花朵红艳,树枝盘曲交错。李文宜见我很欣赏,便赠送我一幅。看到她的画作都没盖印章,我便请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同事为她刻了两枚名章,阳刻为“文宜”,阴刻为“李哲时”。她很喜欢。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同志应本文作者要求为李文宜刻的名章

很多年以后,我读了《李文宜回忆》,才知她早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专学习过美术。我猜想,大概因解放前动荡和艰苦的斗争生活,解放后在劳动部、民盟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政协等担任领导职务的繁忙操劳,她到晚年才有较充裕的时间重拾画笔。从她的回忆里,我还了解到这位曾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的坚定干练的中共女干部,竟在王明掌控中央的1932年被开除党籍(以后恢复)。她的一生真是历尽坎坷。

最近我在想,李文宜是在用画梅花来寄托情怀。那凌寒独放、玉骨冰洁、散发着淡雅暗香的梅花,不就象征着她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高雅朴实的品格吗?

写于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8月1日改定

【注释】

此稿没有邮寄而是直接递送,是因李文宜所在的民盟中央距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很近。近代史所的一些旧房拆除重建时,我们每日中午到民盟中央食堂吃饭。另外,还可能是因为要节约邮费。那个信封也是我送给李文宜刊物用过的。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图/文:李丹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