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凤凰山的八次开发(上)

周 庆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

成都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韵味,人们喜爱它的秀山润水,喜欢它的舒适生活环境。如果说,有一方水土,能显现出传统水乳交融,又不断在时空里流转生息,在目中与物外,运化神明,应天达人;在天府与人间,举重若轻,钟灵水秀,往复着一样又不一样的生活,那就是凤凰山这片热土了。

成都北门的凤凰山因形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而得名,沙河是都江堰水系的一部分,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因从凤凰山下流过,秦汉时也称之为凤凰水。在历史演进中,根据时代之需要,凤凰山曾多次更名,曾叫过升仙山、斛石山、学射山等名。这里曾树木成荫,水映山色,道观兴盛。此山坐落在南北主要通道的金牛大道旁,对出入成都的客人迎来送往,是古时官民庶士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曾被誉为成都的前花园。

古代游山图(图片来源:华西都市报)

从先秦至今两千三百多年的建城史历程中,我们能查阅到凤凰山曾有过八次大的开发。

一、伴随着张仪筑成都城的开启第一次开发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将军司马错鼓动下,有了先灭蜀的打算(这是统一六国的前奏),但他们又苦于没有进军蜀地的通道,于是,便编造了一个“石牛粪金”的诓语来蒙骗贪财的蜀王。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之力也。后遣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这段话的意思是,蜀王轻信了秦惠王石牛能屙金坨坨的谎言,便派“五丁”修道拖牛。道修好了,石牛也拖回了成都,但秦军却在司马错和张仪率领下,沿着这条新开出来的石牛道,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灭掉了蜀国,将蜀地纳入了秦国版图,始设蜀郡并成都县。

公元前310年,为巩固蜀地,秦王下令创筑成都城,张仪和成都郡守张若按照秦国都城咸阳的格局和建制来规划成都(“与咸阳同制”),对成都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史记》有所记载,这也是成都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建城史。

筑城之始,张若调动十数万民工,开始在成都平坝挖土筑城。然而,当时成都卑湿,挖地半尺就能见水,挖出来的土基本为耕植土或沙石土,屡筑屡塌。唐代段全纬在《城隍庙记》中说:“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

画家杨允澄《张仪筑城》图(图片来源:方志金牛)

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记:“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0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后来史料多采用这种说法,似乎龟爬过的地方,当属高亢之处,因地形而改筑,即成。故城之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龟,故习称龟城。

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它毕竟是一种神话传说,而他们忽略了另一种常识,就是夯土的质量问题。这个,我们可从另外一些史料中去分析研究:

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蜀志》载:“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也。”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江水注》载:“初张仪筑城,取土处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顷池是也。”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舍近求远、劳神费力去十里开外的地方取土?在屡筑屡颓的过程中,他们才发现了填充土的质量问题,便开始寻找合适的土源。因为凤凰山这里地势高,土相对干燥,且黏性大能版结,所以他们选择了这里。

唐代高骈幕僚的韩国人催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也说:“蜀地无土,昔张仪筑子城,辇土于学射山,日役往返,九载后始成。”可见,后来张仪筑城取土就去了北门的凤凰山。

去城北十里的凤凰山挑土筑城,经年不停,浩浩荡荡。九年后,张仪不仅筑成了成都城,无意间还成就了凤凰山景区的第一次大开发。经过不停地开挖取土,在凤凰山刨出一个数千亩的大湖,天然水装满湖,《华阳国志》称之为万岁池。

那么,为什么古代文献记载凤凰山去城十里,而后一些资料却说离城十五里呢?难道是距离长了,或是古代度量衡与现在的差异(但古代度量衡应该更长才对)?然而,先秦时凤凰山最南端距城的距离确实只有十里,因筑城取土挖掉了五里,所以才能形成数千亩的大湖,自然山距城的距离就长了五里。

那时,位于成都平原腹地的成都城,地势平坦,周围少山,李冰治水让二江穿城而过,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当时不便的交通,致使可供游玩的山较少,而可供游玩之水却较多。何况先秦时期,这一带还是一片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时有野兽出没,行路之人一不留神就会被虎狼所伤,或拖到林子里当了美食。正是由于这片大湖的出现,凤凰山便成为了湖山一色的景区。慢慢人们开始在湖畔种柳,在湖里养鱼,把这里打造成波光粼粼、碧波万顷、湖光山色、相趣成辉的好去处,自然吸引人们前来垂钓泛舟,顺便到山上一游。

而凤凰山是成都近郊的最高处,出北城门十里就到,不远不近,方便出行。晴空万里之时,站在山的高处眺望,整个成都城一览无余,风光无限。慢慢这里便成为人们的踏青之地、游山之所,开启了成都人郊游之风气。

无独有偶,1953年考古专家在清理凤凰山下东南方向的一个小土山——羊子山的古墓群〔位置应在万岁池东岸,《重修昭觉寺志》载“昭觉全图”,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刻本。图中可见凤凰山、羊子山(时称羊鹿山)、驷马桥、在成都北门外所处的位置〕时,发现古墓群的年代从秦代一直延续至今,它的文物如同一部通史,包罗万象,记载着各个朝代的沧桑巨变。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组大型汉代画像石,被称之为《车马出行宴舞百戏图》,20世纪由国家文物局调拨给重庆,现收藏于重庆博物院,光由八块石头组合而成,全长11.3米,宽0.45米,上刻有车12辆、人物117个、马56匹,就如一幅长长的画卷,活脱脱地反映汉代官吏车马出行的威仪和郊游宴客时有乐舞百戏助兴的热闹场景,足以证明这一方山水在汉代就是士庶出游的好地方。

另有一匹汉代画像砖,真实记录了当时万岁池边渔猎、农忙的场景。砖的上半部有一很大的莲池,游鱼在池水中嬉戏,两个猎人隐藏在池旁树荫下,正张弓搭箭瞄准着天空中结队南飞的大雁;下半部却是一幅收割图,三人挥镰割稻,两人忙着扎稻草,一人挑穗急速奔跑,反映出当地农村丰收的景象。中国画像砖艺术是最能记录和反映当时生活场景的东西,也易保存,而中国多数画像却砖集中发现于农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的成都地区,它一方面表明成都平原历来就富庶,另一方面也说明成都人文历史的厚重。

考古学家原以为这座小山下应是一座有考古价值的大墓,不曾想它有了更大惊喜。当清理完成后,才发现它是一处由人工垒砌夯筑的三层四方型土台,底部直径约160米,三级土台逐步升高,四方有登临的阶梯,形制很像一个去了顶的金字塔。后确定它是一座大型国家祭台——出现在三星堆衰落之时,是古蜀国权力更迭与政治中心转变的见证(三星堆古国消失后,古蜀文明的中心逐步移向今天的成都城)。羊子山土台,意外成了解读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密钥。

考古学家还发现,羊子山土台的朝向与成都城的格局、成都的主要街道一样,都是北偏西。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

二、三国之时为培养刘禅学射进行的二次开发

凤凰山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应追溯到三国蜀汉后主刘禅这里。三国时战乱不休,各国崇尚武备。蜀汉少主刘禅憨厚,刘备和诸葛亮为锻炼这位少主的骑射技能和军事素养,便在北郊凤凰山上辟出演武场,让刘禅在这里学习骑射及军事。

刘备和诸葛亮对刘禅是寄予了厚望的,《诸葛亮集》中记载了先主刘备对刘禅遗书中的一段话:“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此话的意思是,诸葛亮曾对射君(射援,蜀汉名臣)说过一番话,在诸葛亮看来,少主若能不断增修(加强学习),应该算个可造之才。刘备闻之,心中欣慰,于是在遗书中要求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要“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若刘禅真能像他父亲教诲的那样去潜心修为,说不定他还真能成器。

只可惜刘禅是个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说,还极尽享乐,最终未能完成父亲的夙愿。宋代何耕为其鸣不平说:“昔无雄略但儿嬉,尚想山头学射时。忽报阴平鱼贯入,可怜一镞不能施。”凤凰山这个演武场刘禅箭未射出两支,铺排和张扬的场面一样没能少。少主有所好,下面的官员自然会迎奉仿效,他们在凤凰山大兴土木,栽桃种梨,搭棚筑亭,将演武场直接晋级为军事、体育竞技场,常在这里举行竞技比赛及表演,供人们欣赏欢乐。官员们又顺势将这里变成了聚会欢宴场所,踏花问柳,对酒当歌。《茅亭客话》载:“时当春煦,花木甚盛,州主与郡寮将妓乐出城至其地(凤凰山),车马人扬阗噎。”

东汉画像砖∙射士图(图片来源:成都市情网)

一时间,除宫廷里的歌舞升平外,凤凰山也成为了踏青会友、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在那个缺少娱乐、枯燥乏味的时代,有这么个好看好玩的地方,民众自然也会趋之若鹜。不经意间,刘禅的这一举动,为凤凰山实质性的旅游开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这次开发始于三国,兴于唐宋。千百年间,娱乐项目不断完善翻新,历时之久,令人赞叹。

三、隋朝借张伯子升仙之说在山上筑观造殿兴起了第三次开发

唐人卢求在《成都记》中说:“城北有升仙山,升仙水出焉。相传三月三日张伯子道成,得上帝诏,驾赤文于菟(虎)于此上升。”传说汉代有一个名叫张伯子的成都人,在凤凰山修道多年,修炼得道后便骑着一匹赤纹虎从这里飞天成仙,凤凰水因此而改名成了升仙水,凤凰山从此沾了仙气。

隋朝是个崇尚巫觋和巫术的时代,国家设职,民间巫觋则以鬼神代言人的身份活跃,以“走阴差”“问仙”等通神的形式掌控民众鬼神信仰。巫觋为了通神,必须借助一定媒介和场所,如祭祀仙人的道观、山峰、树木等,并辅之以治病的手段,就能使人信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隋开皇二年,便在传说中张伯子升天成仙的地方,开建至真观(也叫升仙祠)这个通神的道场。至真观建筑规模辉宏,曲径通幽,隋人辛德源《至真观记》见证了它的修建过程及规模:“前临逸陌,却负长瀛,蕙楼接登景之房,琼台带荡真之室矣。”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记录过他对至真观的所见:“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万余躯。石坛三级,周回百步。铜钟一口,重七十斤。”

至真观(图片来源:方志金牛)

从这以后,凤凰山变得道观耸峙,亭台楼阁,林木参天,水波荡漾,成为成都市官民求神祈福的必来之地,三月三也逐渐演化成“上巳节”。元人费著说:“巫觋卖符於道,游者佩之,以宜蚕辟灾。”五代时,在道观门前的小蛮桥下还挖出一块石碑,上刻“始青之下月与日,雨半同升合为一,大如弹丸甘如蜜,出彼玉堂入金石,子若得之慎刎失”,说明人们来此通神的一种心态。从此,人们到升仙山求仙、游山两不误。这会儿凤凰山已更名为升仙山,凤凰水改名叫升仙水。较三国而言,来此山游玩明显又多了一层意思。

四、唐代两次大手笔进行的第四次开发

唐高宗时,成都著名道士黎元兴主持至真观,这位观主造诣高深,声名远播,他逝后连“初唐四杰”的大诗人卢照邻都会为其写碑文。黎元兴接手至真观后,依梦对其进行了一次重新整修,这在五代前蜀道学家杜光庭的《录异记》中有所描述:“成都至真观,道士黎元兴,龙朔(661)中于学射山(五代时改名学射山),创造观宇。夜梦神人引升高山大殿之中,谒见黄老君,身长数丈,髭须皎白,戴凤冠,著云霞衣,侍卫十余人。顾谓元兴曰:吾近有材木,可构此观,中烦忧也。如此数日,有人于万岁池中乘舟取鱼,忽见水白色清澈。池底大木极多,以告元兴。元兴令人取之,得乌杨木千余段,至有长百尺者,用以起观,作黄老君殿,依梦像塑之,又制三尊殿下及讲堂、斋坛、房廊、门宇,皆足用焉。”唐人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记》证实了这一盛况:“此观地当枢要,任切会昌,南邻覆锦之城,西通吞珠之界。使星连注,皇华结辙……栋梁乎圃,丹户长楼,大开流电之庭,广制明霞之宇。”整修后的至真观,规模比原先更大,建有黄老君殿、三尊殿、天宫、仙居珠庭、讲堂、斋坛、房廊门宇,神像万座,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道观,更提升了升仙山的知名度,吸引着八方的善男信女来此朝山。

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在升仙山南筑堤积水重整万岁池,使得万岁池“盈盈碧波,广袤十里,渔歌唱晚,画船迎晖”。

万岁池在唐代又称北池,杜甫和严武一起在晚秋之际到北池泛舟、宴饮,写下《陪郑公晚秋北池临眺》诗:“北池云水阔,华馆辟秋风……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红……”诗句前半部分“片片”为诗人与友人眺望之景色,后半部分则融情于景,偶发出思乡之情来。中唐诗人司空曙在做韦皋幕僚时,曾多次陪宴于北池,留有《晦日益州北池陪宴》诗,诗中描写了凤凰山下的美景:“临泛从公日,仙舟翠幕张。七桥通碧沼,双树接花塘。玉烛收寒气,金波隐夕光。野闻歌管思,水静绮罗香。游骑萦林远,飞桡截岸长。”从诗中可看出,北池周围歌管丝竹之声,穿绮披罗的游人在水上、在岸边漫游。那边骑马的游人正往凤凰山林间隐去,而这边水上飞桡表演正酣。

唐人符载在《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一文中对北池游乐观水嬉场景的描写却更加详实壮观,“观夫水嬉之伦,储精蓄锐,天高日晏,思奋余勇,实有赤县,两为朋曹,献奇较艺,构索胜负,于是划万人之浩,豁一路之清。南北稳彻,中无飞鸟。爰挂锦彩,从风为标,烂然长虹,横拖空碧。乃计才力,量远迩,一号令,雷鼓而飞。千桡动,万夫呼,闪电流于目眦,羽翼生于肘下。观者山立,阴助斗志,肺肠为之沸渭,草树为之偃悴。揭竿取胜,扬旌而旋。”就是说成都北池在上巳日除了进行泛舟宴饮外,在水面上还可看到盛大的水嬉表演。表演者意气风发,气势恢宏;观者人声鼎沸,热闹异常。成都官民在此日倾城出游,到凤凰山及其旁的万岁池游玩,在万岁池观水嬉之戏。唐代诗人岑参在《晦日陪侍御泛北池》记述了春日游北池的情景,他在诗的末尾写到“日暮舟中散,都人夹道看”,这种场景在唐宋的成都遨头出游时经常可看到。

韦皋镇蜀二十余年,常率幕府官员随从游北门,在凤凰山上搭棚设宴,赏花游园,在万岁池里泛舟逐鱼,当时的幕府红人薛涛自然也相随左右。我们可从薛涛眼中看到当时凤凰山的美景,《斛石山书事》中写道:“王空山水画图年,意思都卢粉墨容。今日忽登虚境望,步摇冠翠一千峰。”意思是当时的凤凰山是树木苍翠,满山青青,宛如一幅时隐时现的山水画,给人虚实相间的感觉,真可谓是峰峦叠翠。薛涛在另一首诗《斛石山晓望寄吕侍御》中说:“曦轮初转照千扃,旋擘烟岚上窗冥。不得玄晖同指点,天涯苍翠漫青青。”一轮红日展现在初开的门楣上,放眼望去,满目苍翠,十分地打眼。薛涛与元稹的两年苦恋成为千古恋情,两人留下了许多诗句。想来元稹到成都来,薛涛一定会陪同他到凤凰山一游。两人辗转美景间,赏山顶日出,昭觉寺的暮鼓晨钟在近处回荡,别有一番温情,只可惜没能留下片言只语。从薛涛的诗中我们不仅能读出唐时凤凰山的锦绣美景,还能得到另一个信息,这时凤凰山已由升仙山改叫了“斛石山”(古时山上有大石像量器——斛,依形而名,唐人便管它叫了斛石山)

于是,斛石山再次成为一处绝佳的游览胜地(宋版《成都文类》为之定性)。所以,早在唐代,这里已成为成都人游山玩水的“打卡”之地。

我们来领略一下五代十国前蜀末代皇帝王衍出游凤凰山的景象。宋人张唐英在《蜀梼杌》中记载:王衍乾德“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锴判六军诸卫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绝……衍戎装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后妃饯于升仙桥。于时,是从来讲武备于斯矣。”从这里可看出,据蜀称帝之人,都有讲武备之传统,而演武之地都延续在凤凰山。也可看出,他们出行演武,声势浩大,有宰相率六军卫士,旌旗飘荡,队伍连绵不绝,这为凤凰山带来无比光彩。正因为此,前蜀又将斛石山更名为学射山,沿用至两宋,意在纪念刘禅在这里学过骑射。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 庆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