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线建设在绵阳的布点建设

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越发严峻，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军事威胁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突出，中国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为防止外敌突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对国际战略和工业布局进行调整的思路。

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指出了要大力发展农业，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要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结合“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提出要从存在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调整“三五”计划，要充分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主要指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云贵川三省为主的大西南和陕甘宁青为主的大西北地区，位于一线、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为第二线。“三五”期间重点加强三线地区基础工业建设，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新思路就此展开。9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成立。1965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

在此前后，国务院有关部委都先后在四川设立了各自的指挥机构，负责本系统在西南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绵阳西部边缘地处龙门山脉，向南渐次降低，集山地、丘陵、平坝为一体，加之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斜贯全境，地方公路也已通达各县及半数以上乡镇，交通畅通，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布点的自然条件，被中央规划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

自1964年8月至1966年底，冶金部、一机部、四机部、核工业部、电力部、人民银行总部、铁道部、成都军区后勤部等所属的一些重点建设单位先后在绵阳地区选定项目26个，其中复建2个（西南重机厂和东方电机厂）、扩建1个（江油发电厂）、新建23个，包括利用原江油钢铁厂旧址开建长城钢厂以及新建西南金属制品厂、曙光公司（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东方汽轮机厂、0821基地配套生产炮瞄雷达的9厂（库）所和东河印刷公司、3536厂、德阳至绵竹汉旺110千伏输变电线路、宝成铁路罗妙真至二郎庙复线工程等。

布点工作到1970年前后，以长虹机器厂、涪江机器厂和涪江有线电厂相继建设，以跃进路片区为代表的绵阳电子工业群体雏形基本形成，以长城钢厂为代表的冶金工业，以粮食部绵阳粮食机械厂、成都军区普明机械厂为代表的机械工业，以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为代表的航空工业，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代表的核工业等4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三线建设”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在绵阳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之后的10年，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但涪江有线电厂、朝阳机械厂、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原第十研究院三十五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一批高科技理论与应用研究机构、企业的建成，不仅为绵阳后来成为国家重要科研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且为绵阳科技城的提出和建设创造了条件。

二、“科教兴国”战略下的“三线”企业转型

（一）艰难的转型。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1995年5月6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再次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1998年，朱镕基总理郑重宣布，“科教兴国”战略是本届政府的中心任务。

绵阳如何在“科教兴国”这个大背景下，找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实属不易。幸运的是，绵阳具有特殊的基础条件优势。“三线建设”为绵阳留下了一批优质的工业企业和重要的国防军工、科研院所。结合工业发展和科研技术优势，绵阳于1986年4月开始初步探索“科技兴绵”战略，经过课题研究、战略规划等阶段，到1988年8月，中共绵阳市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绵阳市委关于实施“科技兴绵”战略的决定》，提出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同经济结合；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走以效益为中心，效益和速度并重，以内涵为主，内涵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相结合的路子等八个方面实施“科技兴绵”的战略。通过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全市上下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地位，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克服困难，开展了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以“科技兴农”、“科技兴企”为重点的实践活动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一时期，绵阳“三线”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三线”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偏低，管理僵化、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军工高科技向民用技术转换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很多企业面临高负债、低产出、负担重等情况。这些企业的发展“瓶颈”严重影响了绵阳经济、社会的发展，绵阳迫切需要走出困境。1991年10月，原国家科委、国务院三线办联合将绵阳列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军民结合；促进军工科技进入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狠抓“军转民”技术商品化；第二步，实现军地结合，军民联合，特别是国防军工企事业单位与地方企业联合，充分利用国防军工技术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第三步，实现军地一体化，以军工企业为龙头建立和发展产业集团，形成规模效益，并逐步实现“军转民”技术及产品的国际化。1992年2月29日，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推进“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军转民科技兴市”是振兴绵阳经济的基本方针，制定了相关的实施目标、重点、运行机制等。此后，市委、市政府又陆续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意见》、《重奖科技人员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等十多个配套文件。从总体上把国家军转民、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发展区域经济三个基本的战略有机地联系起来，实行三大战略相结合；围绕长虹、九洲等“三线”企业，支持、开发军转民项目，帮助军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军工科研单位建立民品生产线；塑造现代企业，在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内部，实行一所（厂）两制，体外分制，经营承包和股份制等；在加强全方位合作中，探索出了“单向辐射型——双向复合型——军地一体型”的三种模式和“军民结合——军地结合——科经一体化”的发展路子，特别是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长虹等军工企业科研院所的搬迁、扩建、技改时，绵阳政府在土地使用、能源分配、资金支持上舍得牺牲自身的巨大利益，确保军转民工作。仅中物院搬迁就优惠出让土地5000余亩，为长虹电器股份公司技改先后注入资金1亿多元。同时，在税收、子女入学就业，后勤保障上给予充分照顾。

军转民绵阳科技兴市战略的实施，为“三线”企业吹来了一股暖风，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采取“嫁接”、“组合”等方式给老企业注入活力，提高了工业品的档次和质量，促进了电子行业支柱型产业地位的形成，增加了市场竞争力。同时，以长虹为代表的军工企业和以中物院、电子九所为代表的国防科研院所按照“稳住一片、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开始实现服务方向的战略性转变，由主要为国防建设服务转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普遍建立了“军转民”和民品开发机构，在压缩、精干军品科研能力的基础上，腾出更多科研力量投入“军转民”科技开发中。到1999年底，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防科研院所18家，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西南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6所，有大中型骨干企业50家。各类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10万人，两院院士21人，在许多重要科技领域聚集了大量高层次人才。绵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已建成的城区面积50平方公里，人口50万，城市绿化率32.48%，人均居住面积13.68平方米，成为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四川省“两个转变”试点城市，全国技术创新试点城市之一。

（二）积累的经验。这一时期的发展模式为以后企业、科研院所，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积累了经验，留下了启示：一是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基础；二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运行机制，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中心环节；三是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重要条件；四是多层次联合，多形式合作，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重要途径；五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集团化规模经济，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发展方向。这些成就表明，国家长期投资建设的“三线”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仍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将军工企业的科技优势转化为地方经济优势，实行军民结合，对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面临的压力。但在这一阶段的实践中，国有企业高负债率，低产出，低利润，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管理体制、机制僵化，技术更新放缓等短板一一浮现。加之，1997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一路波及至香港、俄罗斯乃至美英，对世界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市场普遍出现的担忧心态，使我国股市和投资者信心下降，不少企业从香港等地撤资，全国的经济、金融、资本稳定受到冲击，特别是时值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破冰”之年，政府、企业、市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上，人民群众对市场的悲观及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加重，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政府引导的不及时、不科学，诱发了大量40、50“下岗人员”的群体性事件，加重了社会不稳定。二是在改革进程中，政府对改革涉及的困难和问题估计不充分，步子迈得过大，措施不健全、不到位；国有企业思想不解放，信念不坚定，创新程度不够，对自身问题认识的不充分、不透彻，无法结合自身实际走符合自己的道路，对“应当向何处改？如何改？”这些问题看得不透，对前景充满迷茫。三是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国有经济过于突出，乡镇企业发展进入衰落期，民营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尚未发展成型。四是市场不规范，法律、规则不健全，信用缺失，地方保护主义、腐败等问题频发。

三、“中国科技城”的提出和建设

(一)“科技城”建设的提出。从20世纪后期开始，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加深，相互竞争加剧，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经济格局推动了新一轮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以及技术与产业的国际竞争。进入21世纪，国家间的竞争集中表现为前瞻性的战略技术领域的竞争。各国政府都在制定新的国家科技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科技政策，以强化国家在重大科技领域的积极作用，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科技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绵阳雄厚的科技资源、较好的产业基础、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美的城市环境，在西部大中城市中具有了较强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国防军工方面的特殊战略地位，受到了国家、省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999年至200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先后莅临绵阳，视察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长虹公司。绵阳科技优势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央认为绵阳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巨大潜力，可以在西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并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此值，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在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逐步确定了依托绵阳科技优势，建立绵阳科技城的思路。

2000年8月16日,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到绵阳考察，就建设科技城相关问题进行先期调研，为绵阳科技城建设的提出打下基础。9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绵阳考察，专题研究绵阳市依托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工作，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建设绵阳科技城的重大决策。李岚清指出，努力把科技教育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科技的巨大能量进一步释放出来，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实到西部开发的具体实践中去，使绵阳率先建设成为成都平原名副其实的科技城，为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这个以新兴工业产业为主的科技城发展起来以后，与陕西以新兴农业为主的杨凌遥相呼应，就会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战略格局，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李岚清要求，由国家科技部牵头，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等部门组建一个协调小组，四川、绵阳建立一个领导小组，每年召开两次协调会，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检查进展情况。部、省、市三级迅速传达了李岚清的讲话，并相应成立了协调机构。2001年7月3日，国务院以国函〔2001〕76号文件批复了《绵阳科技城发展纲要》，原则同意《纲要》中关于绵阳科技城发展的指导思想、功能定位、发展重点及总体规划的意见。

(二)“中国科技城”的建设。绵阳科技城建设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至2002年期间，四川省建设绵阳科技城领导小组共召开了8次会议，确定了“军转民、园区孵化、西科大建设”是绵阳科技城建设的三大亮点。绵阳市按照“三年打基础，五年上台阶”的规划，全力推进科技城建设。一是创新体制、机制，为科技城建设营造良好氛围。遵循“绵阳实际+国际惯例+创新”的要求，在行政体制、投融资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国企体制等五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绵阳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极大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办事效率；颁布《绵阳市行政审批改革若干规定》和《绵阳市保留、取消的行政审批目录》，以减少行政审批为突破口，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建立军地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国防科研院所实行“军民分线”，释放科技潜能，服务科技城建设；成立“绵阳市技术创新中心”、“绵阳科技城生产力促进中心”和“绵阳市技术产权交易所”，为企业提供管理、技术、营销、金融等服务；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建立了开放式、联合办学新体制，促进产学研结合迅猛发展；受科技城良好创业环境的吸引，清华、北大、川大、电子科大、西南财大等10余所大学来绵开展校地、校企合作，创办二级学院。2007年，全市各类高校达到11所，在校生达8.4万人，高等教育规模列全省第二位。

二是加快开发园区建设，为企业发展搭建平台。在科技城范围内，先后建立了高新区、科创区、经开区、农科区、仙海区。高新区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为龙头，以汽车制造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以长虹集团、九洲集团、普思电子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占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在四川省乃至西部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经开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重大项目为载体，倾力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到2007年已建成长虹PDP显示屏、利尔化学农药原药生产基地等项目近100个，形成了以长虹工业园PDP及其配套产业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以美丰化工、利尔化学、日普、西普化工为主体的精细化工产业等优势主导产业。科创区坚持走军民融合、科教融合、新型工业化与新型服务业融合的发展路径，强化创新载体建设、集聚科教人才，突出科技孵化转化集聚发展、集群发展，建设国家军民融合和科教融合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推进集“研发中心、教育中心、创业中心、行政中心”于一体的城市新区建设。农科区按照打造以食品工业为主的百亿园区的产业发展思路，引进落实了丰谷、好圣、蓝剑等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户园区发展。仙海区采取“区镇合一”运行模式，以仙海湖为核心区域，建设集运动养生、康体娱乐、会议展览、高尚居住、科技研发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绵阳市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

三是继续推进军转民工作，充分发挥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在科技城建设中的作用。在绵国防科研院所按“军技民用、军民结合”的总要求和“军品定位，民品兴业”的指导思想，积极创新体制，实行“军民分线”，对民品科研和生产部分实行股份制改造，实行期权、股权激励，建立约束、监督与评价机制，促进经营性资产流动和增值。以军转民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开发为重点，积极完善军转民技术创新体系。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例，中物院在环保、新材料、加速器及工业CT等重点军民两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燃煤烟气电子束脱硫技术”示范工程正式实施，“绵阳环保科技园”开工建设。

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绵阳国有企业改革重点转向绵阳工业经济支柱的国有三线军工企业。从2003年开始，绵阳启动战略重组，实施企业嫁接改造，资产流动重组。绵阳市制定了返税让利、政府贴息等十多项优惠政策，全力扶持本地优势企业，积极引进外地国有企业，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大胆引入国外优秀企业，对自救无望的企业，采取破产、兼并、联合等方式进行彻底改造。通过融资收购、公开出让、破产重组、减持国有股等方式，实现企业产权多元化和结构的优化；大力推进国有职工身份转换、退休职工纳入社保和剥离企业办社会等工业企业改革；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这一期间，陆续有多家“三线”企业进行重组，2004年开始，在长虹、九州、双马、东材、华丰、矿机、方向机厂、燃气集团8家企业设立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打响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攀钢集团重组长钢、广州高新集团收购东材、深圳众力一收购方向机厂、香港现成收购阳安纸业、世界500强企业法国拉法基正式与双马签订产权转让协议。长虹集团与华丰集团实施了战略重组，长虹集团与长虹股份进行了财务重组；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市政府授权整合绵阳富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绵阳市高等级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绵江公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组建了新的绵投公司；四川湖山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股权分置改革，与四川九洲集团、四川九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资产重组。

（三）“中国科技城”建设的经验和不足。科技城建设经历了夯实基础、初步探索、快速发展以及徘徊迷茫等阶段，也曾存在发展方向不明确，建设缺少产业支撑，国有企业改革不顺畅，社会不稳定，公众信任度下降等问题，至今仍面临着科技资源、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防科研单位，军转民渠道不畅通；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合理，整合力度不够；融资渠道不健全，公共服务产品单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社会事业投入巨大，资金缺口大；国有企业负担重、转型难、发展后继乏力等困难。

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一是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第一要务统揽全局。科技城最大的潜在优势是军工科技资源富集，最大的现实优势是城市基础条件和产业基础较好，最大的劣势是产业结构单一、竞争力不强、缺乏一批成长性企业支撑，最大的实际是发展速度不快、质量不高、环境不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二是必须坚持以军民融合为根本路径释放潜能。科技城建设根基在军工、出路在民品，必须始终把军民融合、自主创新、科技进步作为核心目标，构建军工技术、民用技术、军民结合三大产业板块，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子。三是必须坚持以教育人才为重要支撑强化优势。四是必须坚持以优化环境为重要保障促进发展。五是必须坚持以多维联动为共建机制凝聚力量。

这些困难是所有“三线”建设地区普遍面临的，积累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有助于这些地区、企业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

（作者：段雯   单位：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

（来源：四川党史文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