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一支红军队伍。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大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结束长征时全军33000多人。同时，红四方面军也是长征中经历最为曲折复杂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确定、北上道路打通之时，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导致其主力部队再两次过雪山草地。红四方面军曲折复杂的长征历程有力地说明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自觉维护和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不二选择。

    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胜利会师懋功

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后，1934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部署“川陕会剿”，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召开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研究了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川陕甘”计划。此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震撼世界的长征，红25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进陕南。12月，中央红军无比英勇的战胜了敌人的追围堵截，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为贯彻“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在敌人“川陕会剿”未布置就绪之际，发动了广昭战役。

1935年1月22日，中央向红四方面军发来电报，指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

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电报作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结束广昭战役，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会后，红四方面军一方面积极进行渡江准备，另一方面发动陕南战役，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

2月中旬，陕南战役迷惑调动敌人的目的已达到，红四方面军撤除了褒城之围，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此时，接中央电告：“因敌以重兵在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堵，不易通过，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主力转向川黔边活动。”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边的活动，红四方面军仍决定在苍溪、阆中之间西渡嘉陵江。3月11日，红四方面军致电中央军委：“我军目前在南部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

3月28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至4月21日胜利结束，历时24天歼敌12个团10000余人。从渡江起，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

北川河谷是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为打破敌人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1935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土门战役。5月22日战役胜利结束，歼敌10000余人，红四方面军挺进至岷江流域。6月12日，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17日晚在达维举行胜利会师大会。

南下创建川康边根据地，惨败百丈战斗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参加会议。根据会议精神，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8月初，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调整行动方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进军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8月底，红军越过草地，包座战斗获胜，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此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破坏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图谋公开施行。9月1日，左路军第一纵队和红军总部东进到嘎曲河（白河），因水大受阻。3日，张国焘以嘎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缺粮断炊，不能“坐待自毙”为由，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央，反对继续北上。认为“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已多阻碍。”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8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明确提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不利，望速下决心，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仍坚持南下，提出夺取甘孜、道孚、天全、芦山、名山、大邑、邛崃地区。

9月10日，党中央为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率领第一、三军先行北上。中央北进至俄界地区后，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反党错误作出决定，严厉谴责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并且严肃警告：“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所谓的《阿坝会议决定》，攻击中央领导，诬蔑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把自己的南下错误方针美化为“进攻路线”。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7日发布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和第五、三十二军，先后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这时秋风凛冽，大军再过草地，困难更多，许多红军指战员被草地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宝贵生命。10月5日，张国焘于桌木碉召开会议，作出了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张国焘为贯彻其南下错误方针，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先后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最终于11月下旬惨败百丈关战斗，红军伤亡近万人。

    服从中央命令再次北上，胜利结束长征

1936年2月2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关于红四方面军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选择，即北上陕甘、就地发展和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讨论结果，一致赞同北上陕甘。张国焘在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北上方针，也不得不赞同北上方案。遂于3月上旬发布了《康道炉战略补充计划》。

3月1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一举攻占道孚，15日占炉霍，继续乘胜前进，占领西康省东北部重镇甘孜。此时，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区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占了盘县亦资孔地区。25日，朱德、张国焘根据中央2月14日电报精神，致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提出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的建议。

4月上旬，红军已控制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5月20日，中央领导与红一、十五军团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负责人，提出：“当前任务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电报中对于“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准备组成西北局。至此，张国焘进行了9个多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终告失败。10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复电中央，表示“一致同意”北上，并“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二方面军大约六月二十号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进。”

6月3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会合。7月2日，红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两支兄弟部队会师胜利实现；5日，按照党中央电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期间，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下达《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

红四方面军部队第三次穿越茫茫的草地。这次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前两次路远、时间长，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困难。所带干粮不足沿途食用，指战员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皮带、牛皮充饥。经过将近一个月时间长途跋涉，才走出草地。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第二次北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8-9月，红二、四方面军开展了岷洮西战役和通庄静会战役。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第十师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9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此时，红二方面军也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经秦安、通渭进入会宁地区，三个方面军实现了胜利大会师。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然而经历最为曲折复杂。这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红四方面军曲折复杂的长征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教训和警示。

其一，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是取得长征胜利，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不二选择。

其二，只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反之革命必遭损失。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长征精神全面概括为：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怕牺牲，勇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的精神支柱。

（作者单位：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