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及其历史作用
作者:黄跃红《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8日 11版)
【党史钩沉】
1934年,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会师陕北,宣告长征的伟大胜利。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红军的顽强拼搏,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归功于领袖人物的战略指挥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充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让人民群众最充分、最全面、最真实地了解红军,支持红军,使革命军队持续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并因时因事因势地针对特殊群体、特殊事件、特殊形势加强“红色宣传”,发挥了其他因素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死战线上,“红色宣传”始终伴随着红军西进北上,战则勇猛无前,不惜牺牲;行则步调一致,万水千山只等闲;坐则军纪严明,与民团结共赴国难,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信仰坚定、威武仁义、乐观向上、长于实战的革命形象。总结长征中宣传工作的历史及其特点,有三大“宣传密码”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与传承。
宣传标语和口号成为赢得人心的“黏合剂”
在长征路上,“红色宣传”遭遇重重挑战。油印小报刊行困难,而苏区时期行之有效的找人谈话、书报介绍,发展研究会、妇女会和农会,发动经济斗争等宣传手段难以推进。那么,怎样把党的目标、任务、主张精准地传达给人民群众呢?为此,党中央号召广大红军将士充分发挥“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发布告,贴标语,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和党的政策。
据刘瑞龙回忆,长征中,他先担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领导錾字队在天然岩石、房屋阶条、牌坊、石碑上篆刻下1.5万余条红军标语。正是这些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的口号标语,展现出红军积极的态度和必胜的豪情,也精准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从而使红军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整个长征途中,仅给红军带路的向导就有近三千人,而参与为红军搭桥渡河、筹款筹粮、烧水运饭、掩护伤员、补充新兵、传递情报、完成战斗任务等政治、军事目标的人民群众更是数不胜数。
优秀的文艺创作成为鼓舞红军士气的“兴奋剂”
长征期间,红军的“对内宣传”主要靠文艺创作完成。长征途中,文艺工作克服了文艺战线短促、文艺舞台机动、文艺形式简化、文艺人才短缺等重重困难,涌现出一批气势磅礴、催人奋进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犹如“兴奋剂”,鼓舞着红军战士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战斗。长征时期的文艺创作主要有以下特点:
坚持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长征开始时,随军的一千多名文艺工作者从瑞金的工农剧社和儿童剧社出发,组成成百上千个宣传队、演剧队,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反映长征过程,尊重战争实际,并且洋溢着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憧憬希望的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立场。毛泽东在长征中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等多首诗词,气势磅礴地展现了红军长征之辗转曲折、奋斗精神、胜利场景与“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光明未来,读之动人心魄,催人奋进。
坚持文艺创作将时代要求与群众需要相结合。彭家伦先后创作的《别》《追》《大王山上路难》《渡金沙江胜利歌》,李一氓创作的《安顺场怀古》《得讯我军已过泸定桥》,张爱萍创作的《西江月·遵义大捷》《疾风》《过草地》等长征作品,描绘了红军与敌人生死较量的战斗场面。黄镇创作的《长征画集》(原名《西行漫画》)、陆定一的《金色的鱼钩》、贾拓夫的《无题》、刘瑞龙的《冬晨过夹金》,都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长征中红军吃苦耐劳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画作简朴、诗句生动,彰显着蓬勃活力。另外,陆定一和李伯钊共同创作的《打骑兵歌》,将打骑兵的要点编成歌曲,还结合李伯钊编排的《打骑兵舞》在部队中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陆定一的《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则热情讴歌红一、四方面军的伟大会合,“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高举红旗向前进”等号召,更将红军长征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挽救民族危亡的士气与斗志。
有针对性的民族政策宣传是促进民族团结合作的“融合剂”
红军长征沿途跨过了十一省,经过苗、瑶、侗、壮、土家、布依、彝、藏、回、裕固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得到各族群众赤诚相待和大力支持,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和工农红军制定和执行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受拥护的,得民心的。1935年5月,根据中央的精神,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六字一句,一韵到底,通俗易懂,不仅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而且准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和纪律。这与之后发布的《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布告一起,严格红军纪律和行动,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自由,都为红军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瓦解敌人包围圈发挥了重大作用。“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标语至今仍镌刻在柯渡镇回辉村清真寺的外墙上,当年村里曾有13名回族青年志愿报名参加了红军。这些都反映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不仅有助于沿途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并认同党的民族政策,而且在动员群众、壮大队伍、对敌统战、赢得支持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黄跃红,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基本走向研究”〔16BDJ03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