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川地下组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1年，王右木就在成都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次年，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1921年至1922年，恽代英、萧楚女先后来川为党团组织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1922年，四川有党员三人。1920年在上海参加朝鲜共产党的王维舟，于1923年回到家乡宣汉县清溪场，宣传革命，创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

1923年，王右木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在成都建立了党的组织。以后，綦江、泸州、重庆、顺庆（南充）、宜宾、涪陵、内江、彭县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2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省委一级的领导机构——中共重庆地委以后，全川共产党员进一步在城市、农村和旧军队里领导人民开展各种斗争。1926年11月，中共四川地委成立了由杨闇公、朱玉阶（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同年12月至次年5月，中共四川地委和军委直接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顺（庆）泸（州）起义。与此同时，四川各级党组织在綦江、梁山（今梁平）、屏山、自贡、成都、涪陵等地领导农民、工人开展了策应顺泸起义的斗争，在全川建立了三百多个乡级农民协会，有会员三万多人。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就勾结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残酷镇压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死伤数百人，中共四川党组织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等相继遇害，四川各地陆续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派出傅烈等人到四川重建省委。八七会议后，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迅速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并先后建立了川西特委和川南特委，在全省三十多个市、县和地区恢复了党的组织。从“八七”会议后到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前，四川地下党领导了很有影响的邻水、南溪、宜宾、涪陵、绵竹、丰都、雅安、荣县、梁山、达县的虎（城）南（岳）、铜梁、荣（县）威（远）、彭山、南部的升（钟寺）保（城）、蓬溪的东乡等地的农民暴动，发动了万县、潼南、合川、江津、广汉、德阳孝泉等地的兵变，组织了涪陵桐梓山游击队、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游击队、万源固军坝起义、遂（宁）蓬（溪）起义、彭水起义、涪陵罗云坝起义和川东游击军等。其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和四川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队及川东游击军的声势尤为浩大。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四川。几天后，中共四川省委就发出特别通知第三号，提出反对军阀混战和拥护红军入川的总任务。又过了两天，四川省委再次宣告拥护红军入川，要求拥有一千五百多名党员的四川各地党部，组织广大的失业工人、兵士参加红军，组织广大群众帮助红军。不久，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已通知川北党与红军取得联系，扩大拥红宣传与募捐支援红军等工作，要求中央介绍红四方面军与四川省委的关系。四川省委将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1933年6月2日写给四川省委的信抄报给中央以后，中央才恢复了和红四方面军断绝的交通关系。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巩固与四川省委的关系。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奉调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四川省委建立了经三台、阆中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交通线，输送了二百多名党团员和专门人才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

为了配合和支援红四方面军，四川地下党组织从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到红一方面军入川前，发动和领导了南江桃园寺起义（这支由共产党员张友明和任炜章发动、有两千余人参加的起义队伍，经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独立师），苍溪苟英寨农暴，巴中恩阳河兵变，盐亭和安县保安大队兵变，南充西区农暴，苍溪三堆石农暴（农暴队伍后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独立营），中江文家桥农暴，遂（宁）安（岳）农暴，三台柳池农暴，涪陵土地坡农暴，崇庆分州兵变，青神西山农暴，嘉陵江前线1935年“一九兵变”，建立了上川南抗捐军（有两千多人参加，后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黔江红军游击大队、酉阳红军游击队（后编入红三军川黔边独立团）、盐亭农民武装（有三百多人，后改称工农前卫团）、叙永游击队和南六游击队等。

早在1933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就指示绥定（达县）中心县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猛烈扩大游击根据地，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此后，川东游击军积极活动于宣汉、城口、达县、万源、开县一带，牵制刘湘、刘存厚的兵力。到同年夏天，川东游击军主动积极配合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正式改建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由于宣（汉）、达（县）战役的胜利和川东地下党组织多年在这一带地区工作的结果，农民踊跃参军，红三十三军达一万六千多人。川陕革命根据地内党的组织，在原来地下党工作的基础上，红四方面军帮助建起了赤江、巴中、红江、赤北、苍溪、阆中等县委。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原属四川省委领导，在转归川陕省委领导以后，改为绥定道委。

就在四川地方党主动支援和配合红四方面军开展各种斗争的同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进一步勾结，疯狂镇压四川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1933年4月，成都成立了反动组织“清共委员会”。接着，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派员办事处制定了《消灭共匪方案》。1933年9月10日，蒋介石对四川“赤氛披猖，极为注意，特电刘湘大举进剿，并限令三个月务将赤匪肃清”。同年10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后，派出特务、叛徒在成都等地“清乡”，逮捕了代理省委书记苟永芳、省军委书记覃文（后均牺牲）。党、团省委及成都市党的领导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绵安、三台、内江、泸州、嘉定（乐山）、南充等中心县委也先后被破坏。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四川地下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下来，很快就组织了临时省委，还新建了阆南中心县委和遂安特区等组织。

1934年1月，新成立的四川省委通过了全川工作计划，决定设法恢复和建立与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联系，恢复在川军二十军、二十四军中的军事支部，积极组织兵变投向红军。接着，四川省委派出邹风平至泸县中心县委，以叙永、古蔺、古宋、江（安）纳（溪）、赤（水）合（江）、泸州、荣（昌）隆（昌）为中心组织群众斗争。省委又派人建立了“忠（县）丰（都）涪（陵）工作委员会”，派人去重庆、合川、江津、顺庆等地恢复工作。

由于中央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和中央派到四川来的特派员徐平积极贯彻“左”的决议，加之张国焘在执行中央“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的任务中，又进行家长式的领导，四川地下党的工作更直接受到“左”倾路线的危害。

1934年12月，已经开始直接控制四川的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一起，用更加毒辣的手段镇压四川的革命力量。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先后有省委负责人多人以及中心县委、县委的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捕、遇害。1935年2月，省委派秘书长余若平带着四川省委的信和一些情报，准备经泸县过长江，与正在川黔边长征中的党中央接头。可是余若平在成都出发前就被捕（后叛变）。接着，省委和下属党组织负责人又接连遭到大逮捕。这样，同当时因王明错误路线导致全国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一样，到1935年5月底，四川地下党组织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都遭受破坏。

在省委遭受破坏以后，泸县中心县委开始了独立活动。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提出，“川南的党是前线的党，前线党的任务是武装斗争。”邹风平等人机智地避开了前来抓捕的叛徒、特务，仍按原计划（改变了原定地点）召开了有宜宾、泸县等中心县委负责人参加的川南中心县委联席会议，继续领导川南的党员和游击队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地下党员赵启民等人领导了沐川天宝山和高笋两次农民暴动。川北的党组织除直接配合红四方面军开展斗争之外，中共阆南中心县委又建立了阆南县民主政府，并组成有一千七百多人的升钟寺独立师，以后独立师加入红军进行了长征。另外，西昌、冕宁、雅安、宝兴等地的党组织和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战斗。

本文来源为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编著的《红军长征在四川》（2017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