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到达陕北的四位女红军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

“她们是我们心中的‘女神’。”长沙市周南中学一名初中生在《长征故事读后感》中这样写道。女红军们穿越时空，成为了今天新生代心中的“女神”。

“她们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份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于都党史办主任曾懿华介绍说：“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

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30名女红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等，主要担负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工作。这30名女红军中，有5位湖南人：蔡畅、刘英、邱一涵、吴仲廉、曾玉。

长征中的女红军雕塑（图片来自网络）

这份名单是如何确定的？

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女同志来讲都是一种荣耀，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队长征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据中国女红军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其实当时最“恐怖”的是妇女“怀孕”，“怀孕”基本上就意味着与长征无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要求总数不超过30人。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也不用考虑，由总政治部决定。

谁去谁留？李坚真费尽心思，终于在规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名单。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彭儒，1934年参加长征，不久因病又返回苏区中央分局。图为彭儒与爱人陈正人及子女在延安（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碧英那时和董必武新婚燕尔，她早就做好了随队长征的准备。可体检结果出来后，因体重差了一斤，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当时她怀孕了，不利于长途跋涉。她央求董必武去说情，但董必武劝说她接受组织的安排。没想到，从此后两人天各一方，再未晤面。

时任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的黄长娇，早就做好了随大部队前进的准备，检查完身体后就回驻地收拾行李。突然，她接到通知说让她留下来。“为什么？”她大惑不解。原来，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只能无奈地服从了中央的安排。

1934年10月16日，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几十位女红军也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长途跋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邓六金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

邓六金，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负责管理民夫、担架等（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死，死在一块；烂，烂在一堆”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给其留下8块钱作为生活费。

长征过程中，女红军们与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蹚江河，吃草根，嚼树皮……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合影（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甘肃省古浪县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巍然耸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记载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红色悲歌。西征虽然是红军历史上的一场悲剧，然而，西路军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却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吞针自杀的吴富莲，“其悲壮堪比湘江战役中绞肠自杀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甘肃省古浪县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图片来自网络）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后，1935年8月，中央决定组织左、右两路军经草地继续北上抗日，吴富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1936年秋，红四方面军奉命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在河西，西路军遭到了数以万计马家军的轮番进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仅24岁的吴富莲义无反顾地挑起妇女先锋团政委的重担，王泉媛被任命为先锋团团长。

王泉媛，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为掩护主力东渡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奉命佯攻张掖，钳制敌人。虽然妇女先锋团由西路军各部的千余名伤病员和疲惫不堪的女战士组成，但吴富莲却要求这支部队：“发挥其先锋作用，应成为西路军的一把尖刀。”在吴富莲的率领下，妇女先锋团很快在实战中，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永昌的守城、高台的激战、倪家营子的肉搏，都有妇女先锋团冲杀的身影。

吴富莲率部与敌人进行了九昼夜的周旋，出色地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但也被凶残的马家军重重围困。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吴富莲和王泉媛不得不把真相告诉大家：妇女团已面临绝境，愿意下山的可以独自逃命。然而，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山，她们激昂地喊道：“死，死在一块；烂，烂在一堆！”

“那是怎样惨烈的战斗啊。”讲解员说起这段故事时眼中噙满了泪水，“他们就地打响了最后一次战斗”：班长张富指，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女战士用刀子、剪子切断了气管，把大烟土和金子吞进了肚子；有的战士手挽着手，高唱着《国际歌》，从山头上跳了下去……

吴富莲身中数弹仍坚持战斗，最后还是倒在了阵地上。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吴富莲吞针自杀，年仅25岁。

吴富莲，1934年初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更多的女红军，也许没有吴富莲、王泉媛指挥战斗的惊心动魄，但她们冲杀在战斗一线，经受着生死考验，书写着荡气回肠的美丽故事。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牌，一群敌机就快速俯冲下来用机枪迎头扫射，3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隐蔽，但令人绝望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其中有一位是在攻打娄山关时立下功勋、在攻占遵义时失去一条腿的红军政委。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愿战斗英雄面临危险，冲上去趴在这名伤员身上，用身体为他筑起了一道屏障。作家常敬竹在《战地女杰》一书中这样描述：“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贺子珍）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直到建国以后去世，贺子珍的头颅里还残留着一些弹片，成为“永恒的记忆”。

贺子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贵州境内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乘担架随军转战。图为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凤凰山窑洞前（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讲过：“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以吴富莲、贺子珍为代表的女红军们，把自己的理想铸进了长征这座伟大的历史丰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革命理想。

贵州习水县土城中国女红军纪念馆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出生于瑞金叶坪乡一个贫困家庭的危秀英，长得十分瘦小，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描述最多的女性之一，不仅因为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更重要的是她“在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

危秀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要把她卖了，是红军解救了她。据《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记载，危秀英曾感激地回忆，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70多年后，弥留之际的危秀英还记得那段往事：“是红军救了我，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1934年10月，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了一名政治战士，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给伤病员和民工做思想工作。行军时，她同临时雇来抬担架的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还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她还要照顾民工的生活。

一次，危秀英护送刚生过孩子的陈慧清的担架追赶部队，路上遭到敌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工跑了3个，剩下的一个也说没力气了，抬不动了。危秀英见情况危急，连忙将自己的半袋子干粮给了他，并说服了这位民工，和她一起抬起陈慧清前进。最终，他们翻过两座山，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脱离了险境。

陈慧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5年7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3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误食野蘑菇中毒。危秀英急中生智，将手伸进刘彩香的喉咙去掏，让她把毒蘑菇汤呕出来。就这样，危秀英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红四方面军一位团长、一位政委和一位参谋长。

廖似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彩香，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女红军们在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危险的同时,还要照顾战斗部队留给她们的老弱病残。

有一次，一个双腿负伤的红军战士走不了路，一时找不齐抬担架的人，邓六金便自告奋勇地抬起了担架。可是，大半天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追赶上部队，邓六金心急如焚。在爬一个陡坡时，邓六金的体力透支到了极点，步履维艰，大家劝她休息一下，邓六金何尝不想坐下来？但她喘着粗气坚定地说：“我们一定得在天黑之前赶上部队。”话还没说完，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抬担架的老乡害怕了，忙说：“女人干不得这个。”伤员也说：“女同志，你不行，再等等，也许能碰上个男人……”邓六金没有争辩，抹掉嘴巴上的血迹，舒展了一下腰身，招呼老乡抬起担架继续朝山上爬去。那名老乡感动得不得了，边走边流泪，说邓六金是个罕见的坚强的女子。

伴随着激烈的战斗，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邓六金等女战士随着大部队来到了陕北。董必武赞叹她们道：“这是许多男子望尘莫及的。”

邓六金（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女同志不简单”

“夹金山上雪似银，脚踏冰雪奔前程。革命豪情比火热，融冰化雪步不停。”在广东丰顺县坚真公园里，一身戎装的李坚真骑着骏马，手持望远镜，面带微笑，深情地望着各项建设日新月异的家乡……李坚真铜像矗立坚真公园，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公园花岗石墙上雕刻着李坚真平生所创300首山歌中的85首，读着它们，笔者感受到，山歌中透露出的更多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对党有着坚定的信仰，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女红军们才在这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李坚真，1934年初，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同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第二野战纵队司令部民运科任科长，1935年2月调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图片来自网络）

李坚真19岁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春，时任闽西汀东县委书记的李坚真，碰巧遇见了正在福建养病的毛泽东。听说她开展群众工作和土地革命很有一套，毛泽东夸赞她：“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啊！”

长征路上李坚真更不简单。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说，中央红军到达土城时，大部分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李坚真任指导员。在青杠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破了红五军团的战线，干部休养连行军队形一下子被冲乱了，牲口上驮着的物资和担架上的伤员，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一些民夫听到枪炮声越来越近，丢下担架和伤员逃跑了。危急时刻，“李坚真等女红军们勇敢地冲了上去……在一条土沟前，伤员们无法通过，她们就纵身跳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们驮了过去”。

李坚真，1934年初，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同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第二野战纵队司令部民运科任科长，1935年2月调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翻过一岗又一岗，夜黑行军道路长。肩抬担架闯天下，革命思想当太阳”。这是李坚真在四渡赤水战士们最疲惫时唱的山歌。“金沙江水急又深，手牵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无论身处多么艰苦的环境，李坚真都积极开展文艺宣传，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战士斗志，被誉为长征路上的“百灵鸟”。

在一次与敌人的意外遭遇战中，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了，而负责休养连安全的军委警卫营却还没有上来，休养连被暴露在一个十分开阔的地带上。蜂拥而上的敌人见只有几位女红军护送，立刻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形势万分危急。李坚真迅速集结女红军，利用手中简陋的武器一边顽强阻击敌人，一边带着其余的女红军和休养连边打边向路边的深沟里转移，以便追赶部队。不料，敌人发现了她们的意图，号叫着冲了过来。李坚真命令女红军们：“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女红军们与敌人对射起来。有的战士忍不住，几次想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都被李坚真制止了。她说：“同志们，节省子弹，拖住敌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等敌人靠近，李坚真同战士们对准敌人一起开火，敌人丢下十几具尸体，退下去了。半小时后，军委警卫营赶到了，牵制住了敌人，李坚真等才得以护送干部休养连向深沟撤去……

浙江舟山群岛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中央红军中唯一一支女红军队伍的政治委员……拥有这些称号的女红军金维映与李坚真有着一样的传奇经历。

金维映，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后，金维映担任妇女队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刘群先任队长），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支女红军队伍不但完成了任务，还成为红军与老百姓凝结亲人情谊的桥梁。

刘群先，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总工会女工部任部长（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当年的女红军们，曾在镇上的文昌宫搞了一次大型演出，宣传红军的主张。”在贵州习水县土城古镇，当地人纷纷向笔者讲述当年的往事：“演出时，台上的演员还向台下的孩子们撒铜钱。有上百的青年看了演出后十分激动，当场报名参加红军。”87岁的老奶奶李昌玲还唱起了当年的民谣：“红军干人心连心，鱼儿和水永不分。红军爱民如亲人，干人永远念红军。”

其实，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个个都不简单”。心中只有别人的“永远的大姐”蔡畅、“拼了命也要保护军委领导”的智勇双全的康克清、身患重病坚持长征的邓颖超、为了完成重任搁置张闻天求婚的“小麻雀”刘英、拉着马尾巴过雪山的邱一涵、怀着身孕偷偷长征的曾玉、鏖战河西走廊的吴仲廉……她们的名字和血染的风采，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蔡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康克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邓颖超，1934年10月，带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邱一涵，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女红军曾玉（图片来源：新华网）

吴仲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红军长征铁流中，女红军们用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表现出了追求独立、向往自由的妇女解放精神，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彻底革命精神，互相帮助、团结战斗的阶级友爱精神，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女红军不愧为时代骄子，不愧为“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