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01日   18 版）

记者在采访彝族同胞。人民日报记者 邝西曦摄

位于松潘县川主寺镇的红军长征纪念总碑。 人民日报记者 陈振凯摄

流经安顺场的大渡河。人民日报记者 王明峰摄

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的彝海。1935年，彝海结盟就发生在这里。 人民报记者 邝西曦摄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我们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流又急，更不怕山路高险长……”1935年5月，中央红军安全渡过天险金沙江，再次进入四川。

自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从1935年1月进入川南，到红二、红四方面军1936年8月走出雪山草地离开四川，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期间在四川境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全省近一半县（区）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足迹。

毛泽东同志的《七律·长征》写到一些有典型意义的地名，与四川有关就包括乌蒙山、金沙江、大渡河及岷山。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长征8个著名战斗战役中有5个与四川有关，红军翻过的雪山和穿越的草地也主要集中在四川。“足见四川在整个长征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周锐京说。

抢渡大渡河

革命意志坚如铁

“北渡金沙江后，中央红军虽然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要实现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目标，就要渡过天险大渡河。”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龚自德介绍，能否抢在敌人重兵到来之前成功渡过大渡河，成为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次生死考验。

中革军委决定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顺利通过彝民区，冒着大雨经过70多公里的急行军，于5月24日赶到安顺场。

站在安顺场红军渡口的木船旁，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付婷婷介绍，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道陡峻、暗礁密布，“正值汛期，即便经验丰富的船工都有翻船危险，夜晚强渡更无可能。红军定于25日上午9时，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

“由于身后敌兵向大渡河逼近，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一师三个团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主力部队沿大渡河西岸上行，左右纵队夹河而上，共同夺取泸定桥。”石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洪补充说。

因敌情突变，28日，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出发没走多远，就接到必须提前一日夺取泸定桥的命令，而此刻离泸定桥尚有240里。“红四团来到大渡河边，为了抢时间，决定不做饭不睡觉，大家吃干粮、喝冷水，忍住疲劳一路向前。”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党校高级讲师八足林青说，“行至杵泥坝，对岸有一路敌军正打着火把向泸定桥增援，红四团指挥员下令也点火把前进。敌人发出了信号，红四团按俘虏提供的号谱进行联络，打消了敌人猜忌，继续冒雨前行。”战士们于29日晨赶到泸定桥，创造了一昼夜急行240里的奇迹。

泸定桥东面是东灵山，西边是海子山，两山之间的大渡河奔流而过，13根铁索连接东西两岸，是大渡河上唯一通道。“红军到达时，守敌已拆除大部分桥板，还在东桥头构筑了工事。”龚自德介绍，“红四团挑选出22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第二梯队紧跟着突击队铺桥板，同时在桥头配备强大火力。当天下午，全团号兵集中在西桥头吹响冲锋号，打响了夺桥激战。”

“父亲回忆，他当时一心想着夺下泸定桥，听到军号声和呐喊声，奋不顾身向桥头匍匐攀爬。”夺桥勇士李友林的儿子李理对记者说，“冒着枪林弹雨，父亲在铁索上不停改变着爬桥姿势，正要接近对岸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了大火，铁索被烧得滚烫，父亲不顾熊熊烈火冲进城去，同紧跟上来的战友一起，与敌人展开巷战，敌人伤亡惨重落荒而逃。”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奇绝惊险的战斗，为中央红军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一战略目标开辟了通道。”泸定县政协原主席孙光骏指向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说，“这座丰碑，记下红军战士的不朽功勋。”

爬雪山过草地

革命理想高于天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成功抢渡大渡河，甩掉国民党追兵后，来到雅安市宝兴县的夹金山脚下，拉开了艰难而伟大的爬雪山、过草地征程。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藏语意思是又高又陡的山，海拔4000多米，红军翻过的垭口海拔4114米，山巅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山上天气变幻莫测，忽雨忽雪。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说：“将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盖脸地打来，打得满脸肿痛，我们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

“走拢夹金山，性命交给天”。寒冷、缺氧，中央红军战士多来自南方，从未遇过这样高的雪山和严寒，再加上衣服单薄，粮食不足，让红军遭受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盛夏7月，阿坝州红原县日干乔湿地自然保护区水草丰茂。80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无际、渺无人烟的大沼泽。因泥潭密布，气候恶劣，被称为陆上“死亡之海”。1935年8月，红军开始从这里穿越草地。

“红军过草地有‘四难’。”红原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军介绍说，一是行路难。草甸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二是饮食难。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但这时候草地才走了一半或不到一半。接下来的路程就得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有毒，吃了轻则呕吐腹泻，重则中毒致死。三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穿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四是宿营难。草地到处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在草地里露宿往往要两人或几人背靠背，才能增大面积避免陷下去。

“红军用了一周左右时间走出这片‘吃人’的草地，队伍损失惨重。很多人在寒冷、高原反应、饥饿、中毒、身陷沼泽中死去，留下了‘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动人的故事。”贺建军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将士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在回忆录中说：“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彝海结盟

革命情谊深似海

四川是红军长征途中开展民族工作最频繁，也是成效最显著的地区。进入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后，红军的民族政策留下了“彝海结盟”的民族团结佳话。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时期，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称之为“牦牛革命”。

“一切夷（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在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里，用红字展陈着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讲解员祝文娟是位彝族姑娘，“布告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一经张贴，在彝族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

进入冕宁县城后，红军便展开宣传活动，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作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等文书。红军还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共产党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人质，还打土豪给我们分粮食，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人。”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孙子沈建国如今在州应急管理局工作，讲起爷爷的故事如数家珍，“被解救出来的人质向爷爷讲述了红军的民族政策，爷爷看到红军衣着朴素，不拿群众东西，便愿意进一步接触。爷爷先派出代表和萧华等人交谈，红军阐释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策，还提出刘伯承司令愿与他结为兄弟，便决定与红军相见，而后歃血结盟。”

彝海结盟仪式见证人沙马尔各的孙子沙马依姑是彝海结盟纪念馆的职工，他向记者介绍，“由于一时间找不到酒，他们便以水代酒，喝下滴有鸡血的‘血酒’发誓结盟。在此之后，小叶丹的武装改为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

长征途中，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公平买卖的作风让沿途百姓看到了一支有别于国民党的军队。曾被谣言蛊惑的百姓纷纷返家，有的给红军送来了柴火，有的送来了蔬菜。

松潘县毛儿盖镇克藏村仁青卓玛家流传下来一块刻在木板上的割麦证，让当地牧民群众第一次见识到革命军队的作风。原来，是途经当地的红军割了青稞，留下了这张“借条”，承诺可凭此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换。

类似的红军借条在四川各地长征纪念馆内很常见，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布上，还有的写在木板上。打土豪、分田地，随着红军的到来，革命的思想也深入到边远的乡村，革命的红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据统计，红军长征在川期间，全省各族儿女参加红军达10多万人，全省各族人民为红军提供粮食7000余万公斤，牛羊肉30余万公斤，各类牲畜近8万头（只、匹），衣被鞋帽57万余件（套、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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