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巴蜀情结

许永强 李雨芹

1196年,66岁的朱熹被卷入了“庆元党案”,遭到了重重一击。

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罗列了“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十大罪状向宋宁宗弹劾朱熹,主张将朱熹斩首。

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在此期间写下了《观书有感二首》,“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借助池塘水清因有活水注入的现象,比喻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思想的活跃与进步。

跨越八百余年的岁月,朱子的余音犹在。

朱熹(1130—1200),南宋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生于尤溪,长于建州,讲学武夷,结庐云谷,授徒孝亭,葬于唐石。

朱熹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其一生活动的轨迹大部分在福建,但对万里之遥的巴蜀却有着深深的情结。

徒失西游,每以为恨

《十七贴》是我国东晋书圣王羲之暮年时写给蜀中益州刺史周抚的尺牍信札,由29篇书信“拼接”而成,因卷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书写时间从永和三年到升平五年(347—361),长达十四年之久。

《十七帖》中有多帖谈及蜀地的旧迹风物,王羲之尝有意游蜀登岷山而未果。在这些贴中,可见王羲之对巴蜀人物、历史的浓厚兴趣。如:“往在都,见诸葛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欲广异闻。”(《成都城池帖》);“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游目帖》);“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盐井帖》)等。

唐宋以来,《十七帖》一直作为学习草书的无上范本,向来被书家奉为“书中龙象”。据《朱子全书·晦庵题跋》,朱熹曾对“书圣”王羲之的《十七贴》有过论述文字,著有《跋十七贴》为题,流露出朱熹对巴蜀浓厚的向往之情。

《跋十七帖》共计二百五十五字,前半部分,从官本、笔意、书词等方面对《十七帖》进行分析论述。在对书词主旨的揭示中,朱熹写道:“书词问讯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图画至纤至悉,盖深有意于游览竟不遂,岂所谓不朽之盛事。”蜀道、汶领、峨眉……不仅是王羲之笔下的巴山蜀水,也是朱熹向往之地。而后,朱熹又提笔回忆起自己与蜀地相关的往事:“因念顷年庐阜终更,诸公议遣使蜀,而孝庙记怜不欲使之远去,议乃中寝。然东留讫无补报,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为恨。今观此帖重以慨然,又念仙游之日远,更无复有意于人世也!”

当时,诸公曾上奏请朱熹使蜀,而宋孝宗赵眘“记怜不欲使之远去”,使得朱熹“徒失西游之便,每以为恨。”看到王羲之的《十七贴》,从贴中读到“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图画”又“重以慨然”,对蜀地念念不忘起来,为自己失去游览之便而“悔恨”。

虽然《晦庵题跋》中的《跋十七帖》没有写明是记于何时,也未写题识,只署名“熹记”,但文中提到“诸公议遣使蜀,孝庙不欲远去”,“孝庙”称谓,说明当在孝宗驾崩之后。孝宗赵眘离世于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逝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可知此跋当写于此期间。《跋十七帖》饱含朱熹晚年对自己未能游览蜀地的遗憾。

天风海涛 理学传川

实际上,朱熹与巴蜀有着很深的渊源。

重庆长寿区河街青龙岭上有座千年的古寺,名叫定慧寺。据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长寿县志·寺观》记载,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重修定慧寺时,定慧寺悬挂着一块“天风海涛”的匾额,署名“考亭朱子”。因朱熹晚年在福建省武夷山区的考亭村居住和讲学,故也被称作考亭先生。

“天风海涛”背后藏着的是朱熹与友人赵汝愚的深厚情谊。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赵汝愚以集英殿修撰出任福州知事,于福建鼓山石门诗刻《游鼓山》:“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世人祗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游览鼓山,见赵汝愚的诗刻,亦在此处题刻“天风海涛”,即取赵汝愚诗中“天风直送海涛来”之句。还题刻:“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原,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此时的赵汝愚已经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故朱熹写“有怀四川子直侍郎。”

朱熹与巴蜀的渊源不止于此。据《宋史·谯定传》载,朱熹曾受业于刘子翚、胡宪、刘勉之、李侗等名师。胡宪、刘勉之又曾经拜师于程颐弟子、长寿学者谯定,按此传承,朱熹应为谯定的再传弟子。谯定擅长易学,曾协助程颐完成《周易程氏传》,朱熹的易学既重义理,又吸收象数,与谯定有着相近的学风。

四川绵竹人张栻对朱熹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栻,字敬夫,改字钦夫,号南轩,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和张栻的交往中,共有三次相见,而以乾道三年(1167年)的“潭州嘉会”最为有名,两人相与讨论了中和、太极、仁等问题。朱熹后来也多次提到了这次会面。虽见面次数有限,张栻与朱熹之间书信往来不绝。据研究,张栻写给朱熹的信有七十二封之多,而朱熹写给张栻的信也有五十二封之多。

朱熹还对四川另一学者,隆州井研(今四川乐山市井研县)人李舜臣赞赏有加,李舜臣学《易》于冯时行,亦为谯定的再传弟子,著有《易本传》三十三篇。据《宋史·李舜臣传》,“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

而在朱熹学术思想的追随者中,川籍学者众多,其中㬊渊跟随朱熹的时间最久。㬊渊曾“万里往考亭而师”朱熹,“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是朱熹的得意门生,回到家乡后,㬊渊执掌涪州北岩书院达二十多年,授徒甚众,对朱熹学说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熹对㬊渊的喜爱,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多部集著中有所体现。朱熹川籍门人度正便曾称,㬊渊中年往建宁“从故侍读朱熹,熹亦爱之,留之门使与诸孙校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还保留着㬊渊回川后,晚年的朱熹不顾身体日衰,给他写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于㬊渊回川一年后,第二封信写于㬊渊回川三年后,最后一封信则写于朱熹逝世前一年。在这三封信中,朱熹不仅表达了对㬊渊的思念之情,还反复强调要修德进学,反映出朱熹对㬊渊寄望之重。同时也反映了朱熹对巴蜀之地学子的关爱及殷殷期望。

朱熹的学术,早年曾因谯定、张栻等学者与巴蜀结缘,后又通过㬊渊、度正、宋之源、宋之润、宋之汪等一大批川籍门人传播于巴蜀,这种传承,使得朱熹与巴蜀之间的学术渊源愈发深厚。

科甲祭朱 青龙立祠

在成都市春熙路东段以东有一条大科甲巷,相邻的还有正科甲巷和小科甲巷,其中小科甲巷已经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位于成都闹市区的街巷片区与朱熹也有着不解之缘,这里曾有朱熹后裔修建的朱熹总祠。而同样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千弓村青龙湖公园内的朱熹宗祠,则是现存“唯一的以朱熹名字命名的朱氏宗祠”,也是四川唯一的朱熹纪念拜典场所。

虽然朱熹有着未能畅游蜀地的遗憾,但四川境内却居住着不少朱熹的后裔。早在1314年前后,朱熹的曾孙朱朝选就曾以武勋承袭万户侯,举家迁入四川,其子孙分居乐山、仁寿、井研、资阳等地,是朱熹后人中最早迁蜀的一支。

清康熙十年(1671年),清政府鼓励民众入蜀开垦,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行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量朱熹后人开始集中向四川迁徙,立户于巴山蜀水间。朱熹后人朱道南所撰《朱氏家谱序言》记载:“始祖必达公、二世祖永秀公由粤东迁于西蜀,道越七千里,山川阻险,关河崎岖,跋山涉水,不辞劳瘁。”很长一段时间,在川的朱氏后人们在各自所在地建立家庙祭祀先祖。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经1783年“癸卯”和1786年“丙午”两届“乡试”朱子裔孙中的试子们商议,决定以“朱祖文”及“朱氏祖宗文公”之名购宇立祠,在省会中心修建祖祠。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6月29日,他们用七百两纹银购刘、范二姓七人之宇,立祠于“成都府华阳县城内北打金街”。后取“登科中甲”中的“科甲”二字,作祠巷之名。

每逢考试,来省城应试的生员多拜谒朱熹总祠,“成都科甲巷总祠,祭祀熹公先贤祖,族众人繁,车马拥挤、轿竿累叠、祭祀常断”,祭祀时人多车马多,宗祠常常容纳不下,朱氏后辈又在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三十余里(今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建立“半节河宗祠”作为陪祠。

“半节河宗祠”房屋始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从广东省长乐县(今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迁来的朱氏后人用两丈红布、一只公鸡从陈姓人手中换取该房屋,经维修立祠、居住。被确认为陪祠后,朱氏后人还在此修建了“朱子书院”,逐渐形成书院、文公殿和“六堂”的规模。

沧海桑田,如今,位于青龙湖湿地公园核心地段的陪祠,成了四川唯一的朱熹宗祠。修缮后的朱熹宗祠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306平方米,2013年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春分,四川各地的朱熹后人都会来到朱熹宗祠举行传统“春灼”祭祀活动。

作为理学大家,朱熹的著作十分丰富,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所编的《温江县志》中,描写成都温江的诗作《温江道中》作者亦被记为朱熹。

虽然朱熹大部分时间都活跃于江南地区,但其与巴蜀大地间留存着一条以巴蜀的山水、人物为连接的文化纽带,凝聚成了其心系向往的巴蜀情结。

来源:锦点

作者:许永强 李雨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