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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成都》之秦汉篇｜（13）蜀汉光辉·三国中的清廉印记

成都的文化符号中，“三国”无疑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而说起三国，其中更是必然少不了诸葛亮。公众对诸葛亮的认识大多是足智多谋、忠贞爱国和屡次北伐。其实，作为历代公认的廉政楷模，诸葛亮的清廉本色也颇有借鉴意义。他在给刘禅的《自表后主》中这样写到：“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财产公示的第一人”。

诸葛亮的生活俭朴和清廉节约其实在他早年耕读时就可以看出，与刘备的“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不同，身居丞相之位，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他不仅带头廉政，还从政治、法律层面狠抓廉政，并创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来告诫下属。

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都过上了厉行节俭、戒除奢华的日子。例如董和在蜀汉上层舞台活动二十多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姜维家无余产，不养小妾，也不爱声色;费祎不仅自己节俭，儿子也布衣素食，出入从不乘坐公家的车辆，与普通市民无异;邓芝做了二十余年大将军,不经营私人财产,“死之日家无余财”等。蜀汉官员集团的清廉，和当时成都的豪门大户穷奢极欲之风相比，堪称出淤泥而不染。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病危之时，诸葛亮曾写信给后主刘禅，谈及自己的开销、家产和对财产的态度。信中提到，诸葛亮“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其余一切开支用度都依靠自己的俸禄，且并未经营其他产业以谋取私利。

论产业，当时的成都豪族手握巨额资金,在庄园或庄园共同体内发展农林牧渔和手工业，建起了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家中往往还有盐井、酒坊、炼铁等可以获取高额回报的资源、产业。论土地，当时的成都，即便是一般地主也有上百亩土地，豪族所占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1000万以上的，是郡里的超级富户。诸葛亮这“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放在蜀汉，实在是清贫得令人肃然起敬。而根据《方奥胜览》的记载，诸葛亮的薄田并非十五顷，而是十顷。《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亦是“薄田十顷”。可见，诸葛亮的田产不会多于十五顷，甚至有可能只有十顷。诸葛亮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主动申报财产的官员，千古第一相，名不虚传。 

诸葛亮与豪门相比尚且清贫，与大权在握的别国高官对照就更显得微不足道。譬如当上“魏王”的曹操，将整个魏国的收人归为他私人所有。曹爽控制魏国后，在饮食、服装、出行规格上都向皇帝看齐，还把魏明帝后宫的女眷招来充作自己的乐伎。司马懿在政变前，即便赋闲在家，也有财力豢养私兵“死士”3000人。总览朝纲、加封晋王后，司马懿按照天子规制戴上了“十有二旒”的帽子，拉起了天子规格的旌旗，出门还要“出警入跸”，即加强警戒，要求民众回避。出门乘坐的交通工具是“金银车”，也采用了天子级别的“六马”，随从则乘坐五色车。与魏国的这些高官权臣相比，诸葛亮足以垂范后人。

诸葛亮和他开创的清廉风气为蜀地百姓所纪念。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梅铮铮说到：

录音：诸葛亮在上表后主书里面申报了自己的家产，这似乎与自己的官位不相符合。但是呢，这是对于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官员贪污成风的这种风气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为蜀国的丞相，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也是诸葛亮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诸葛亮去世后，民众请求为他设立祠庙祭祀，但后主刘禅以礼制为由拒绝了。从建兴十二年到景耀六年(263年)的近30年间，民间百姓每到节日，就自发在路边祭祀诸葛亮。景耀六年,蜀汉才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允许民众祭祀诸葛亮。

此后，诸葛亮的祠庙地址、形制几经变迁，最后以“君臣合祀”的方式坐落在武侯祠大街。时至今日，成都群众、外来游客依然会前去参观，并祭拜诸葛亮。由此可见，清廉正直、一心为民的官员将被人民和历史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