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探析

——以历代《汉州志》为例

李桂芳 郑洪英 杨雅君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挖掘旧志中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资料,可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资借鉴和开发利用的历史资料,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本文所指的旧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汉州志》指汉州(今广汉市)历代旧志。

一、丰富的物产资料,为乡村振兴中壮大优势产业提供依据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要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农业为民生之本,士农工商中,农的排位仅次于士,可见其重要性。地方志书中对一地的种植历史和农业生产水平进行了记载。

(一)粮油生产是历代广汉地区种植业大宗

广汉的粮食种植可追溯到古蜀时期。三星堆遗址发现碳化稻谷,据专家推断,3000年前三星堆人的主食以大米为主。从旧志风土志和物产志中,都可看出,谷、麦一直是广汉地区的重要种植作物。清康熙六年(1667),有“田地二千七百一十八顷二十四亩六分四毫四丝四忽六尘一纤”,约为27万亩;清雍正八年(1730),“丈增出上、中、下田地一千九百八十三顷四亩六分九厘六毫五丝五忽九微三尘九纤”,产粮约1649石。及至近代,粮、油依然是广汉的主要作物。民国35年(1946),种植粮食作物60.55万亩,总产8213万斤。当年,四川省政府确定广汉为全省16个水稻实验区之一。民国30年至35年,每年外销大米20余万市石(每石80公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1953年,粮食作物面积66.35万亩,总产量为12871万公斤。1983年,全年粮食总产量29428万公斤。2022年,广汉市粮食总产量31.4万吨。其中水稻面积34.62万亩,总产量19.87万吨;小麦面积27.35万亩,总产量10.31万吨;油菜面积16.34万亩,总产量3.04万吨。

(二)蔬菜种植是广汉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广汉蔬菜生产历史久远,品种多,数量大。清嘉庆《汉州志·物产志》记载,蔬属有葱、蒜、芹菜、白菜、菠菜等24种,另有冬瓜、南瓜等瓜属13种,与如今种植的品种基本一致。广汉距成都城区约40公里,距绵阳约80公里,处于成都平原腹地,水陆交通便利,一直是周边城市的“菜篮子”。民国年间,北外乡五里巷、黑塔街以及县城内魁星阁、箭道子等处,合计有菜农300余户,日产各种鲜菜近万斤。三水、连山、中兴等乡也有专业菜农。夏季的冬瓜、冬季的莴笋等常有船运、车载至赵镇、唐家寺以及成都、绵阳、广元等地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得田地,蔬菜上市逐渐增多。一度设立县蔬菜饮食服务公司,经管蔬菜产销。1970年起,除确保自销自给外,还远销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据统计,1970—1980年,除1980年销量为185万公斤外,其余年销量均在200—300余万公斤,最多的1974年达345万公斤。1985年,广汉蔬菜种植5.19万亩。2022年,广汉上市蔬菜以莴苣、芹菜、白菜、萝卜、番茄、辣椒等品种为主,全年蔬菜及食用菌类累计播种面积达21.85万亩,累计产量56.03万吨。此外,广汉还在特色蔬菜种植上下足功夫。如,金轮镇稻菜农业园区5.88万亩耕地,蔬菜种植面积达4.97万亩,年产蔬菜13万吨,2023年粮食、蔬菜总产值约6.5亿元。高端蔬菜羊肚菌在金轮镇种植面积超300亩,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均有销售,仅此一项年收入超过400万。此外,豌豆尖、折耳根等特色蔬菜也在广汉大面积种植,通过电商平台、各大商超销售至全国各地,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整理挖掘旧志中的相关资源,为地方特色产业的打造提供支撑。广汉作为粮油的重要产区,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守耕地红线,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下功夫。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建成优质粮油基地、高标准农田,真正实现旱能灌涝能排,稳产高效,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同时,充分开发地力,聚力打造“天府菜园”,实行“稻菜轮种”,既能确保粮食产量,还能在大小春间隙种植两季蔬菜,真正实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发展。

二、丰富的特色产品,为乡村振兴中品牌塑造提供线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土特产是独特乡土资源孕育的地域产品,也是一个地方独具一格的重要标志。说到如今广汉名产,不得不提连山麦、缠丝兔等,在旧志中均能找到线索。但如鹅黄酒、罗、芩根鞋、绫、双紃等旧志中有记载的名产,已难寻踪迹。

(一)“连山麦”在清代已成品牌

清嘉庆年间,“民间无论贫富,皆食白米……精粗各别。西北人间用面。面以连山麦为佳”。据传,清雍正八年(1730)手工挂面技术传入连山,从学者众。清末至民国,磨坊业普遍生产挂面。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连山麦”种植规模逐渐扩大,品质不断提升。2004年,广汉市在连山建设小麦专家大院,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2023年,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在德阳召开,其中一个现场参观点就是涵盖连山镇、金鱼镇的“天府粮仓”万亩小麦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该示范区种植面积达1.3万亩,平均亩产突破600公斤,创造了西南麦区的新纪录。虽然连山麦的种植已达到一定规模,但品牌效应还未凸显。可加强打造,挖掘旧志中的历史材料,积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延伸产业链,培育精加工品牌,为农民增收贡献更大力量。

(二)广汉缠丝兔发端于清代

清乾隆《汉州志·风土志》中,兔属野兽;清嘉庆《汉州志·物产志》将兔归入毛属,与马、骡、驴、牛、羊、犬、猫等并列。可见兔已成为家禽,在民间养殖较为普遍。据传,清嘉庆年间,广汉城乡便有少量家庭作坊开始制作售卖腌兔。民国时期,广汉养兔已遍及全县。民国35年(1946)产兔50万只,民国37年(1948)产兔80万只。民国初年,广汉的腌卤兔已有红兔和盐兔两种,均为土产名品,民间多用以馈赠亲友。民国18年(1929)左右,腌菜业有将活兔宰杀后起缸卤熟出售,成为缠丝兔之始。后经改良工艺,于1950年起,逐渐取代盐兔。2012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正式批准对“广汉缠丝兔”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1年,广汉缠丝兔入选中欧地理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录。在1992年出版的《广汉县志》中,精要记述了从腌卤兔发展到缠丝兔的历程和缠丝兔制作方式。广汉缠丝兔成功列入被保护名录,离不开这些资料的历史支撑。

(三)鹅黄酒成为历代文人宠儿

清乾隆《汉州志·风土志》和清嘉庆《汉州志·物产志》均对鹅黄酒作了记载,前志单列,后志列入货属。广汉地区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杯、尖底盏、觚、壶、尊、方彝等陶器和青铜器酒具,说明4000多年前,广汉已形成成熟的酿造技术。唐代,广汉产的鹅黄酒,因其独特的口感、颜色如小鹅儿淡黄的毛色而得名,成为土贡产品进献朝廷,受到达官显贵普遍赞誉。杜甫饮后写下《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宋代,鹅儿酒仍是诗人笔下的高频词。苏轼、刘一止、曾几、陆游等诗人作品中均有涉及,其中,陆游在游房湖时写下“叹息风流今未泯,两川名酿避鹅黄”。随着历史的推移,鹅黄酒渐渐淡出士大夫的诗词文章,而变成了一个典故。清嘉庆《汉州志·风俗志》中载:“市有黄酒老酒,即鹅黄帘泉之遗。”可见,在市场上交易的黄酒,已不能称为鹅黄酒了。四川历来为白酒的重要产区,广汉如今也有如金雁酒业等地方知名酒企,可通过研究古籍,精研配方,再现鹅儿黄的辉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广汉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可通过挖掘整理旧志,进一步擦亮特色农产品品牌,助力产业发展深耕“差异化”“特色化”,塑造出自己的竞争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三、丰富的人文史料,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根植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广汉,沃野平川、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历史久远,既是入蓉重要关卡,也是历代名士的“网红打卡地”,历来为蜀之名城,王勃、杜甫、刘禹锡、苏辙、陆游、杨慎、李调元等名士大家都曾在此留下诗篇,其胜景从历代汉州志中可管窥。深入挖掘旧志中蕴含的丰富人文史料,既可增强文化自信,也可为乡村振兴发展赋能。

(一)从汉州八景中看广汉景色之秀美

八景,是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一种风物景观,也是人文文化的一种历史体现。汉州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其代表性的八处景物更是本地历史、人文的重要反映和象征,历代文人墨客也多集中予以题咏描绘。历代汉州志中记载的八景略有差异,清乾隆《汉州志》记载为西湖夜月、卜台示印、金雁晴澜、东岭朝霞、沉犀古迹、泮鲤呈祥、柏拥仙宫、桂香禅院八景。清嘉庆《汉州志》、清同治《汉州志》和民国时期英国人汉明灯编纂的《广汉县志略》中,八景中没有沉犀古迹,多了奎楼文笔。汉州八景不仅代表了汉州的自然美景,还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如,西湖夜月曾是唐代房琯消愁和美化自然环境的重要工程,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如杜甫、李白、苏轼等前来赏景作诗。东岭朝霞则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连山、松林境内的山脉在日出时霞光万丈,景色壮丽。这些景点不仅展示了汉州的自然美景,还体现了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但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沉犀古迹、奎楼文笔、柏拥仙宫、桂香禅院等景物已不复存在。如今,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博物馆、雒城遗址、房湖公园、广汉文庙、龙居寺、段家大院子、松林桃花、高坪油菜花、三水易家河坝等景观,既有汉州八景的遗存,也有在旧志中找寻得到线索的新兴点位,共同构成了广汉新景。通过挖掘旧志中的广汉人文自然景观资料,赋予新的风物内容和时代精神,有利于提升广汉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广汉文旅融合发展。

(二)从古迹中看广汉历史之厚重

古迹,是先民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遗产或遗址,展现着一地深厚的历史底蕴。据张邦伸《绳乡纪略·古迹》记载,汉州有古迹20处,其中,废雒县、君平卜台、雁桥、房湖、房公石、学宫奇石、金轮寺碑、汉州泮池、连山铺、三水关、小汉镇、向阳场、高平铺等今仍可循迹。雒县是汉州古治所,今在雒城古城墙旧址旁建有仿古建筑雒城城楼,供人凭吊。君平卜台的房舍、塑像及通仙井等皆已湮没,仅刻“严君平卖卜处”的石碑尚存、以“君平”命名的街道供人追忆。古金雁桥为清代建筑,民国38年(1949)水毁后拆除,后几经毁损、再建,今已无迹;今金雁湖大桥为2016年建成通车,主桥分为左右两幅设置,中间设置为水闸,水闸上方设计为汉阙形式的景观桥顶,印有汉州八景的浮雕立面,再搭配三星堆元素的路灯和栏杆,“雒水汉风”成为这里最贴切的形容词。房湖、广汉文庙虽不复当年,但仍保留了部分建筑,可管窥其曾有盛景。连山、三水、小汉、向阳、高坪五镇,多为水陆交通重要节点,沿袭至今,在传承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分别以桃花、水、工业、油菜花为媒,经济社会发展各具特色。

(三)从艺文中看广汉人文之荟萃

艺文志作为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留存地方文献和文化发展概貌的重要载体,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承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历代《汉州志·艺文志》均占不少篇幅,清乾隆《汉州志·艺文志》分上中下3卷、清嘉庆《汉州志·艺文志》有6卷、清同治《汉州志·艺文志》有3卷,其中宸翰、记、序、书、文、策、疏、启、志、传、引、箴、铭、赞、诗、跋均有收录。既有杜甫、李德裕、刘禹锡、陆游等名人游历本地留下的诗作,也有司马光、苏轼、张栻等名人送别友人到汉州或与汉州友人唱和诗作,还有本地名人李调元、张邦伸、何耕等写本地景色、人物、事件的作品。通过挖掘艺文志,可以为地方文旅开发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如在打造房湖、涌泉(涌泉观)、老君观、君平卜台、金雁桥等点位时,可梳理旧志中的文化元素,展示地方历史文化底蕴。

在新时代背景下,可通过整理旧志艺文志的素材,进一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融合现代文化打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让文化历久弥新,真正“活”起来,实现特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丰富的人物故事,为乡风文明的培育提供生动素材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宝鸡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旧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承载着许多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独特价值观。挖掘整理旧志中的人文故事为今所用,既能助力乡风文明建设,也能实现方志育人功能。

(一)旧志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官之道

历代志书中,关于为官为民的故事有很多,志书通过记载一个个为官为民事迹,为我们勾勒出古代贤官能臣的群像,为我们今天的各级干部提供可供学习的标杆。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必须向典范学习,做到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干民之所盼,才能大有作为。为政之人有良好官声,受人敬仰,其遗迹无论多偏僻,都有人能找到;无论时隔多久,人们都会纪念。正如杨慎《房公石记》中所说:“若夫贤者之所历,惠利及物,遗爱在人……故其遗迹旧址虽在荒陬无人、僻远城市之区,后之人不知所以崇尚而推表之。”房琯任汉州刺史尽管时间不长,但其离开后,州人思之,立石纪念,号“房公石”。为官当以利民为先。汉代陈宠任广汉太守时,知人善任,整顿吏治。清嘉庆《汉州志·职官志》载:“西州豪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明代汉州人宋继祖《新开清白堰记》中载:“人官之能,天以之时,地以之利,不有张公,孰开马牧于前?不有王公,孰通清白于后哉?”无论是被立石以记的房琯,还是整肃吏治的陈宠,或是专文记开堰疏水的地方长官,皆因以民为本、为民办实事而载入地方文献。旧志中还有很多为官为民事迹,充分挖掘整理,可作为党员干部的学习资料,浸润涵养干部德行,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坚强干部保障。

(二)旧志中蕴含着丰富的德孝之道

德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命脉,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的道德文明精华,深深根植于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旧志记载德孝善行的内容非常丰富,充分挖掘利用,有利于乡风文明的培育。明代官至大理寺右少卿的中江县人(时属汉州)宋兴祖上《乞赠前母疏》,为其父亲早逝的第一任妻子请封。明代汉州举人宋守恕《孝子周之冕赞》中写道:“于惟姜诗,笃生汉雒。有孝有德,于今濯濯。越千百载,诞降之冕……惟孝动人,馨闻公卿。惟孝格天,馨驰殿廷。孝思翼翼,每怀靡及。孝履平平,虽死犹生。”清代犍为举人李绂在汉州知州张珽府上任教期间,记录下兄弟争产、堂弟相让受嘉奖的事,名为《让田记》。作者“因目击其事,重有感焉,故特表而出之,以为天下之为人子、为人弟者劝”。传承和弘扬德孝文化,对于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这一目标,需从教育、社会活动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入手,形成建设德孝文化的工作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而整理旧志中的德孝故事,用本地的故事教育本地人,地缘和人缘的亲近,必然会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教育效果也会更佳。

(三)旧志中蕴含着宝贵的处事之道

志书作为一地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在记录的人物事迹和故事中,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处事之道,能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提供镜鉴。清代汉州举人侯国栋为好友王骘父亲所写的《处士王配庵墓志》中,对王万福的评价是:“不诡随人,不长短人,不妄是非人……伏念公潜德隐行,固多可述,而惟孝友二字,始终如一,无所遗恨。”张拱宸《曾鹤溪先生传》中对曾懋的评价是:“在乡里恂恂恭谨,虽农夫竖子,必与行宾礼。成人之美,息人之争,乐道人善,不称人恶。无礼于己,待以恕;有德于人,不自矜。”武来雨《黄公嘉会墓志铭》中对黄正义的评价是:“公性豁达,乐施与……身虽鲜履城市,而善排难解纷。”无论是待人恭谨、不议人长短,还是为人排忧解难、乐善好施,都是宝贵的处世之道,旧志中所载人物的高尚品行,既是今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培育社会良好风气的范本,有助于在乡村振兴中培育良好乡风。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到多远的未来。旧志因其历史的悠久性、辐射的广泛性、内容的权威性等基本属性,不仅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组成部分,还成为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推手、地域文化个性发育的孵化器,更是地域文化的基础、源头和主脉。深入挖掘旧志中蕴含的丰富资源,对于大力弘扬地方志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桂芳 郑洪英 杨雅君〔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