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才、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用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

　　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是从事实出发，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是从概念或定义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

　　资料并不是现成地、完整地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往往是分散庋藏、凌乱无序。因此，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要跑到各地方去探访寻找，风尘仆仆，奔波劳碌，日夜阅读，手不停抄。有时候，跑了许多天、许多地方，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资料；有时候，资料找到了，但人家不肯给你看，或者索要很高的价钱，或者给你吃闭门羹。为了找资料，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切不可灰心丧气，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要有一股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搜集和积累资料十分重要，但这还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从资料引绎出规律。因此，如何开动脑筋，分析资料，把智慧的光芒投射到看似没有条理的、凌乱的资料上去，进行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进行科学的概括、科学的抽象，也是研究过程中决定性的环节。科学研究是精神领域中的创造活动，要去探索未知的领域，揭露事物的本质，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的搜集、抄录、排比上，还不能算是完成了科学研究。因此，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锻炼思考能力，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例如你看到光绪元年某地粮价每石若干，仅此一条资料，不与其他资料联系，不会产生什么思想。但如果这类资料积累多了，从光绪元年到三十四年，每年某地粮价的记录收集齐全，那么你就了解了粮价起落变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画出粮食价格变动的曲线，这本身就是晚清经济史方面的重要信息。然后进一步探索为什么这一年的粮价上涨了？那一年的粮价下跌了？是自然方面的原因（气候、雨水、灾荒）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战争、社会动荡、囤积居奇）。这样就可能写出一篇晚清粮价变动的有价值的论文。

　　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如果艰深晦涩，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有一位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向郭沫若请教，郭沫若说：我读了几遍，这文章的意思，我没有读懂。如果连郭沫若这样的专家都读不懂这篇古代史和甲骨文的文章，那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文章本来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写。这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即使极有价值，也不会有人理解它、接受它。

　　应该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因此写文章就要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写得内容充实而文字精练，把那种无用的空话、套话、废话统统删掉。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上联是说，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长期坐冷板凳；下联是说，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空话连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伟大的学者，其道德文章均为世所景仰。

　　学问是无止境的。我们每一步取得的科研成果都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在今天，知识量急剧膨胀，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已有的许多知识迅速地被超越。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抱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当它初出现时，可能并不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展得更加成熟，最后闪耀出真理的光辉。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摘编自戴逸《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