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武则天：重视人才的一代女皇

成 荫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名副其实的女皇，其执政期间，唐和武周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赫的功绩。武则天意志坚定、勇敢果决、能力出众，可谓完全具备改革家的素质。她在当政期间，推出了不少人才选拔及任用方面的创新政策和措施，并大胆用人、爱惜人才。可以说，对人才的足够重视，正是武则天能够取得“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华夏，光被九州”不朽功绩的重要支撑。而武则天本人，也因善于选才、长于用人并爱惜人才而名垂青史。

武则天对人才的选拨和任用

进行制度创新

武则天当政时期，为巩固统治及治理天下，需要大批人才为己所用，所以她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人才制度进行创新。

武则天首创“殿试”，亲自面试科举考生。唐则天后载初元年（690）二月，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宫殿亲自考核贡士，考生有上万人，连续考核了好几天。殿试是新增的考试环节，有利于根据需要进一步选拔人才；并且殿试通过者会对武则天感恩戴德，这样有利于巩固统治根基。北宋及以后，殿试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制度。

武则天开创“南选”。当时岭南、黔中等地比较偏远，故由当地官府自行选拔官员，但一些选拔出来的官员却难以胜任岗位。于是武则天时期改由朝廷派出官员，在当地组织考试以选拔官吏，这就是“南选”。南选方便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士子参加吏部选官考试，以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

武则天还创立武举，选拔军事人才。武举考试内容有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射草人、材貌、言语、举重等项目。则天顺圣皇后长安三年（703），“令天下诸州宜教人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例申奏。”（《旧唐书》卷24《礼仪四》）武举于是成为科举考试的组成部分。

武则天增加制举次数，提升常举难度。唐代科举制度主要有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通过常规化的考试来选拔官员，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武则天时期每年科举取士的平均数量，超过唐太宗时期一倍，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史上的重要奠基阶段。尽管如此，常举录取名额仍然较少，难以满足武则天对人才的渴求。典型的是进士科。平均每年只录取20人。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士人，既无世传经学，又无门第可以倚靠，所以考取进士极难，被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

为满足对人才的需要，同时也为笼络一般地主和广大官吏，武则天执政时期增加制举次数，以此选拔大量官员。制举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在唐高宗时期即已出现。武则天执政后，增加制举次数，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至长安二年（702），几乎每年都举行。例如唐则天后永昌元年（689）贤良方正科，进士出身的青城县丞张柬之前往应举，同时参加对策者有1000多人。制举有较强的针对性，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科，显然是为选拔政治人才。制举比较灵活，可以多次应举，而每次中举，都可以升官；制举及第者可以破格提升，有官者可以破格升迁，并多授予清官；无官者亦可应举。制举显然向各类人才敞开了大门：低级官吏可由此升迁；文化程度高、政治素质好的官吏，亦由此踏上一条便捷的升迁之途；而平民出身的士人，则在常举之外获得一条入仕途径。

武则天一方面增加制举次数，以获取大量所需人才；另一方面则提升常举难度，特别是进士、明经等科，难度更大，但门槛的提升保证了所录取人才的高质量。以上两方面并行不悖。武则天还从基层大规模直接选拔人才到中央担任见习官员。武则天以前，历朝历代的官员选拔都有各种限制和条件，还规定了见习期，即“试官”。例如西汉的试官期限，一般是1年，考核通过才正式任命。武则天大胆革新，大规模从基层官吏和民众中选拔人才到中央担任见习官员，以从中选拔出优秀官员。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仅长安二年（702）一年，就有100多人被选出来。而在此前的唐则天后长寿元年（692）一月，武则天亲自接见存抚使所举人才，不问贤愚，一律破格加以任用。正额安置不下，则作为见习官员（试官），高的试凤阁舍人、给事中，其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以致有人写诗讽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大意是说：补阙、拾遗多得可以车载斗量；耙子一推，就推出一大堆侍御史；而模子一翻，可翻出一大片校书郎。见习官员们并非都能高枕无忧，大部分会在试用过程中被淘汰。武则天先广泛撒网，然后严格淘汰，这样就可以选拔出真正的优秀人才。

武则天用人不拘一格

唯才是用并爱惜人才

武则天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典型的事例是侯思止和李昭德。侯思止以前因懒惰、贫穷且不识字，以卖艺糊口，但为人机敏，而且对武则天非常忠诚。侯思止向武则天请求担任御史，武则天问他：“你不识字，如何能当御史？”结果侯思止立即反问：“獬豸（注：传说中的独角异兽，善于辨别好人坏人）也不识字，但它不是专门触邪吗？”这机智的回答让武则天很满意。过了几天，武则天将一套从被处分官员那里没收来的住宅赏赐给侯思止，没想到侯思止拒绝接受。他说：“臣最痛恨那些对朝廷不忠的人，他们的房子我实在不愿意去住。”武则天听了非常高兴。后来就任命侯思止担任侍御史。

上元年间（674—676），司农卿韦机将洛河上的中桥移建到安众坊左街，正对长夏门，便于交通和出行，并为朝廷节约了一大笔钱。但这样一来，夏季桥常常被洪水冲击，年年都需要修葺，既消耗人力物力，又影响交通。后来“少举明经”的李昭德经过仔细观察，让人在洛河上游的河中间砌一块石脚以分水势。从此以后，中桥就再也未被洪水冲击过。这件事让李昭德声名大噪。武则天听说李昭德的才干，长寿二年（693），将其擢为夏官（注：兵部）侍郎，同年又加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注：宰相）。

武则天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体现在推行自荐入仕、他荐入仕，乃至于告密入仕。对文化程度不高或没有文化，但又急于仕进的中下层地主阶级和平民，武则天也敞开大门。唐则天后垂拱元年（685）五月，“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也就是说，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以及没有做官的人，只要有才能，都可以自荐。

武则天还让臣下大力推荐人才，取得不错效果。例如狄仁杰曾经不避亲，推荐自己的儿子担任地官（注：户部）员外郎，结果非常称职，受到武则天赞扬。又例如朱敬则担任宰相时，“每以用人为先。桂州蛮叛，荐裴怀古；凤阁舍人缺，荐魏知古；右史缺，荐张思敬。”朱敬则善于推荐人才，受到武则天认可（《旧唐书》卷90《朱敬则传》）。

甚至于凭借告密都可以做官。徐敬业叛乱给武则天带来很大的刺激和压力，为此，武则天鼓励天下人告密。当时规定，对主动告密者，臣下不能过问，要准备好驿马，供给五品官员的饭食，送到武则天所在处。这样一来，即便是“农夫樵人”，也会得到武则天的接见。如果告密的内容令武则天满意，就会酌情授予官职。

武则天爱惜人才，有著名的“龙门夺袍”故事传世。故事大致内容是：武则天游龙门（即今天洛阳的龙门石窟），她诗兴大发，让官员们赋诗纪胜，诗先成者赐予锦袍。这可是比较贵重的奖品，大臣们都积极参与。官员东方虬最先完成，把诗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诗写得不错，就亲自把锦袍披到东方虬身上。东方虬正暗自得意，没想到诗人宋之问也写好了。武则天看了宋之问的诗，认为写得更好。按照一向的风格，武则天很快走到东方虬面前，亲手把锦袍从东方虬身上夺下来，改赐给宋之问。群臣为此一片沸腾。

如果说“龙门夺袍”充分体现了武则天对人才的赏识和器重，那么骆宾王与上官婉儿的事例，则展示了武则天在爱惜人才方面的宏大气魄。

才子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叛乱，为制造舆论，写了一篇后来被称为《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檄文。这篇檄文极尽攻击之能事，把武则天咒骂得狗血淋头。一般人看了，一定会气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但没想到武则天读完后，居然丝毫没有动怒，反而平静地询问文章的作者。当武则天得知是骆宾王所写后，竟然深感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武则天认为骆宾王怀才不遇，参加叛乱，这是宰相的失职。

骆宾王

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女儿。上官仪过去曾为唐高宗起草诏书，准备废掉武则天皇后之位，后被武则天诛杀。父亲被杀之后，上官婉儿与母亲一道被没入掖庭为奴婢。按照常理，上官婉儿会被武则天严加防范，根本没有出头之日。但上官婉儿偏偏天生聪慧、文采出众。14岁时，她被武则天召见，武则天发现她才华横溢，于是就拜其为昭容，帮助负责起草制诰。后来，上官婉儿“曾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新唐书》卷76《上官昭容传》）正因为武则天非常爱惜上官婉儿的才华，所以才在她犯下死罪后，免其一死，以黥面之刑代之。

上官婉儿

总之，武则天当政时期，重视人才，人们做官机会相对较多，但武则天又以严格的考核来决定去留升黜，所以网罗了大批优秀人才进入国家官吏队伍，所谓“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元年一月》）。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的狄仁杰、娄师德、姚崇、宋璟、张说等人。武则天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有诸多突破，尽管也带来了酷吏政治和告密政治的弊病，但整体而言仍然功大于过。毫不夸张地讲，武则天为唐和武周的繁荣，乃至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对此，唐人李绛即称：“及开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迹者，多是天后所进之人。”（李绛《李相国论事集》卷6《上言须惜官》）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原 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作者：成 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研究员，四川省武则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省武则天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