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四川印象>四川人物>详细内容

【人物】余子俊:明代长城之父 ‖ 邵永义

作者:邵永义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1-09-15 21:20:00 浏览次数: 【字体:

余子俊:明代长城之父

永义

中国长城保存最完好的是明代长城,最先修筑的延绥长城抵制了外患。当地居民得以放牧耕种,休养生息,边城榆林因此而设。而四次上书朝廷,力主筑墙固边,并亲自指挥筑城达1770里,实现明朝延绥重镇行政中心北移的,是明朝延绥巡抚,后任兵部尚书的四川青神人余子俊。

余子俊(1428—1489),字士英,四川省青神县(今夹江县青州乡)人,明朝名臣。

大型廉政文化音乐剧《余子俊》剧照

余子俊于1451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进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奉公著称,1470年任延绥巡抚,筑延绥长城1770里,确保了西部边防。巡抚榆林时,与徐廷璋、马文升并称“关中三巡抚”。官至兵部尚书保。

余子俊之子余寘,孙余承勋一武一文,皆为朝廷重臣。

边陲告急受命危难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随后率军北伐,攻克大都,大一统的元政权灭亡,蒙古统治者被迫退至漠北。

“靖难之役”便明朝自顾不暇,这时蒙古势力趁势举兵,侵袭辽东,京蓟地区,明朝北疆防线守备废驰,正统年间,瓦剌首领统一了蒙古各部,对明朝进行大规模侵扰。1449年8月,明英宗朱祁镇举兵蒙古瓦剌部,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反遭瓦剌军围攻,全军溃败,死伤十万余众,英宗也做了俘虏。“土木之变”使强大的明朝在边务上由盛转衰,战略转移到防守阶段,边陲蒙古的达廷汗势力,俺答汗势力相继崛起,屡屡入侵河套平原,陕西延绥镇成为明朝与蒙古部落交战最频繁的地区。

延绥镇为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是蒙古游牧民族与明朝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战役不断,民不聊生。面对蒙古部落南下侵扰的危急局面,作为陕西宁夏一线的防伪重镇,延绥的军事战略地位突显。

延绥镇已成为明朝边疆防御的重点,“天下之势,西北为首,而夷虏之患,全陕为最。”当时延绥镇的防御设施参差不齐,从府州城到宁夏花马池之间两千多里,没有险隘、屏障之类可以凭依,对蒙古铁骑的防御,只能依赖分散的墩台和城堡等,原有的25个营堡,近者相距五六十里,远者百里之遥,没有连贯的防卫线,不能呼应驰援,形同虚设。

余子俊曾于1460年任西安知府,后升为陕西右参政,1461年升为右布政使,1470转为左布政使,调任浙江,因西部防务告急,皇帝认为余子俊居陕多年,民众拥戴,曾有灾荒年开仓放粮十万石以救济贫民的壮举,余子俊“春荒时贷出,秋后收回”的办法让民生改善而国库充盈,朝中众臣对余子俊推崇有加,1470年朝廷授余子俊为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

修筑长城巩固防务

当时明朝内部,面对蒙古部落无休止的侵扰和掠夺,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军事主张:一方是“搜套”派,主张举兵驱敌,一劳永逸;余子俊和部分从地上成长起来的官员是“修边”派,认为河套地区空旷辽阔,适合蒙古部落马队出没,搜套耗费人力物力,收效甚微,不如修建边墙、城堡、瞭望墩等防御系统,以逸待劳,歼灭来犯之敌。

余子俊上任后更是力主修边,认为以防为主,既能让汉、蒙民族休养生息,减少战事,又能在蒙古部落入侵时起到连动防御,有效抵抗,聚合围歼的作用。

1471年7月,余子俊第二次上奏道:“延、庆边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陕西丁夫五万,量给口粮。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山坳、川口,连筑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立防守。”

兵部肯定了余子俊“凿山为墙”修筑边墙的工程方法,但不予调动民夫大规模筑墙,余子俊向户部请奏拨饷拨粮,因延绥大军云集,存粮有限,“以七八万之众驻师坐食,倘有不给,必须征发,意外之患,在所当虑。”皇帝和朝中大臣也逐渐认识到:修筑边墙,实行战略防御,可以长期有效地保护延绥边境的安宁。

成化八年(1472)三月,余子俊、叶盛等第二次奏请征发民夫修筑边墙。明宪宗同意了余子俊等人增置城堡、增兵驻防的意见,但对借调民夫修边仍未下决心。

成化八年九月,余子俊第四次上奏征调五万民夫修筑边墙,他在奏折中陈述了修边的利弊:成化八年,山、陕受灾,米价腾贵,致使“搜套”后勤保障不足,“搜套”的军费开支,运输之共,相比修边是大痛和小痛的关系,如不抓紧修边,成化九年延绥的军费开支估计达“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运送粮草资费即过“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这两项支出占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30%,堪称重负。余子俊提出利用民夫来进行大规模修边,若敌不过黄河,则聚力修边,铲削边山,清除要塞,敌人“进不得利,必当北还,而待军民兵食强富,则大举可图。”

明宪宗明确表达:“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同意了余子俊的建议。

在余子俊主持下,分别于成化九年(1473)和成化十年(1474)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边,工程的重点是对长城南北两道,即“大边”和“二边”进行修缮筑治,对黄甫川至定边营段边墙,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加固和增筑,第二年又继续修筑东、中、西三路边墙。史载:“凡修边墙东西长一千七百里一百二十三步,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

修边中,余子俊提出并自创了“遇山铲削,逢谷填壑”,“山坳川凿口,连筑高垣”,“随其曲折,铲削如城”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科学施工方法,缩短了工期,确保了工程进度,“两月之间,边备即成”,延绥两次大规模修缮也总计用了四个月时间,是余子俊科学安排、合理施工的结果。

城堡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构成,史载:“成化八年,抚臣余子俊增筑城垣,置榆林卫城堡三十有四,分东、中、西三路,中路高家等十一城堡,镇守官领之,东黄甫川等九城堡,东路参将领之,驻神木堡(神木县);西龙川城等十四城堡,西路参将领之,驻新安边营。”

固边强国数世赖之

余子俊所筑边城,沿“大边”“二边”两条防线分布,组成网状军事防御体系。在增筑过程中,余子俊因地制宜,依据地形地势,筑成不同形状的城堡及城墙辅助设施,形成了长城军事防御的重要节点。

同时,营堡形成了边防节点,又护卫了农业生产,还形成了边贸市场,在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中,为长城沿线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也为后来陕北地区行政区划和区域镇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边墙修筑后,军费开支大幅下降,延绥镇的屯兵由成化八年的8万人,削减至5万人,军马由25000匹削减至24400匹。这些节省下来的军饷,加上从事屯田的官军1万人所减省的军饷,约等于每年仅大豆费及运输费即节减243万石,加上军马饲料的料草费即运输费,能节减约370万石,加上屯田粮6万石的税收,计算百年消减军饷费达619万石。

延绥1770余里的边墙及配套营堡设施,对防止蒙古部落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成化八年后边陲局部战争数量急剧下降,百姓安居乐业,人丁兴旺。延绥地区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商贸的发展。余子俊升任兵部尚书后,自称“两月之间,边备即成,到今十余年,虏贼不敢犯。”

延绥边墙的建成,改变了明朝边防战略格局,标志着明朝由过去营堡式、搜套式的弹性防御,向依托长城工事,进行前沿防御转变延绥边墙将边墙、营堡、城寨、墩台在最大程度上整合联动,实现了静态阻碍与动态作战相结合,前沿防御与纵深防御相互配合的主体长城防御体系,开启了明朝中后期的“长城时代”,确保了西部边陲的长期稳固。

余子俊雕像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邵永义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唐志昂
分享到:
关闭本页 【打印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