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图入志是中国地方志的优良传统

方志在南宋定型之前，属于地理书的范畴。方志在那段上千年的历史中，有过“图经”“图志”“图说”等多种名称，说明自古方志与图就密不可分。至少从秦汉起，古代修志人欲究一方地理之奥秘，并达方便使用之效果，图便在早期方志中应运而生，而且成为体裁上的主角。其实，起源于春秋战国国别史、地理书和原始地图的中国地方志，从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重视了图的运用。《山海经》作为方志的源头之一，最早就是以地图为主体，以经文为注脚的。到后来，“图失不传，文字反客为主，造成只有文字而无图的史籍，如杨慎、毕沅、沈钦韩、洪亮吉等皆有此论。”明人杨慎作《山海经补注序》，认为“《山海经》图最古，源于夏之九鼎。”可见最原始的方志，已经是图文并茂的著述。

汉唐时期盛行的“图经”，曾经是数百年间最重要的方志种类之一。它忠实继承了《山海经》的衣钵，以“图”为最主要成分，“经”是“图”的文字说明，反而成了陪衬。宋人王应麟在《玉海》中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训”，也就是说，图经是图加文字说明。中唐时期的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方志史上的重要著作。它以贞观年间（627—649）划分的十道为纲，配以宪宗时的四十七镇，每镇有图，冠于叙事之前。然后分别记述各镇所属州县的等级、地理沿革、四至八到、贡赋、古迹、山川形势、盐铁、垦田和军事设置。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可惜图已遗失，我们今天见到的只是不完整的文字。

自方志基本定型至今，又过近千年。南宋以后，以图为主和地理、政事并重的方志逐渐泯灭，而由以“志”为主体、囊括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景式内容的综合型方志所取代。其间，历元、明、清三代直至民国，方志得到长足的发展。方志的内涵更加丰富，涉及到一方的自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虽然文字在志书中占绝大多数篇幅，但方志前辈们在印刷工艺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还是注意使用了各类手绘的“图”，如行政区划图、山川地形图、官府衙门平面图，本行政区域内“八景”“十六景”或“二十四景”图等。《上海市志·测绘志》中列举清初以后的旧县图十余幅，几乎全部来自旧地方志。这些图为当代和后世保存了形象直观的历史资料，其存史价值与资治、教化功能是文字内容所无法替代的。图与文字的有机结合，使文字表达的内容增加了广度和深度，更加可读、可看、可用，增强了地方志的社会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一道历千百年而不衰的亮丽风景。

二、第一轮修志中图照入志的实践及存在问题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地方志发展的生命之源。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骤变，时间显得越来越宝贵，迅速、直观地获取资料信息的欲望越来越迫切。方志要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单凭文字难以奏效，必须在图照上作文章。

现代的新方志编纂，图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形图、气象图、水系图、土壤图、物产图、交通图、建置沿革图、行政区划图、城市区域图、文物分布图、战役战争图、文物分布图、商业网点图、工矿企业分布图等被普遍采用。而19世纪30年代以来摄影技术的问世与普及，当代网络、数码技术的传播与发展，为图照在新方志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中，许多方志界同仁力主多用图照并竭尽全力实行之，效果颇佳。如90年代出版的《福建省志》多卷本，仅地图集就单设4卷，除有《普通地图集》外，另有《历史地图集》《地理地图集》《经济地图集》各一卷。《普通地图集》是福建省第一部使用电脑制图的大型地图集。它以直观形象的地图语言，结合图表和文字介绍，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福建行政区划、居民地、水系、地貌、气候、交通、城市建设等基础国土信息。图集由序图、分县图、城市图和文字介绍四大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序图5幅，分县图73幅，城市图13幅，文字介绍约10万字。其他专业志也是图文并茂，如《生物志》几乎穷尽了当地的动植物种群、稀有物种和重点保护物种多幅图照，深受方志界注目；浙江省《绍兴县志》410万文字，收录图照1400余幅，凸现了生动、直观、形象化的效果。该志所收地图中，除有《行政区域图》《地势图》《交通图》《气候城区分布图》《水系图》《土壤图》《地质矿产图》《地土利用现状图》及《卫星影像图》等众多当代地图外，还大量选用了历代史志中的古图，在“建置”“自然环境”“镇乡”“水利”“城乡建设”“军事”“教育”“文物”等编的编首，共冠以自南宋至清代的相关古图30余幅。各编编前的题头照片，亦均选用具有说明本编主旨的代表性物件。如“教育”编的题头照片为蔡元培殿试试卷，“土地”编选用了当地“东汉建初买地刻石拓片”的照片，“县政机构”编题头照则为“唐代会稽县钢印”。足见该志图文资料搜集之广，编者用心之苦。作为一部县级志书，其篇幅已经超过许多地市级志书，其文图俱佳的过硬质量，使人读后并无冗长之感，好评如潮。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只是不多见的特例。第一轮修志的大多数产品，忽略了图照的运用，除卷首的彩页和部分随文表格外，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斥全书，使大部分读者感到淡乎寡味，难以读完全书。即使这少量的图照，也存在主题窄、范围小、质量低等许多问题。领导视察、剪彩、奠基，会议场景、办公楼照片占了很大比例，选材的目光只是围绕领导层打转；偶尔有基层照片，也常集中在节庆活动、文体娱乐几个点上，雷同化、平庸化倾向显而易见。有的照片主题不明确，构图不合理，清晰度差，以人物为主体的则形象不端庄，主要人物、近景人物面部表情不自然，无美感可言，与“一图胜千言”的主旨相去甚远，影响了方志“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的发挥。

三、强化“图照意识”，提高第二轮志书的整体质量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迎来一个全面转型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并逐步向信息社会迈进；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由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化。计划经济体制淡出历史舞台，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而代之，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加速度发展。第一轮修志的下限一般为80年代中期，只写了这种巨大变革开头的几年，最重要的成果亟待第二轮修志加以反映。以更多图照入志，将历史变革的瞬间形象的凝进“一方之全史”，为“伟大复兴”时代的中华民族写照，其意义久远而绵长。

首先，新事物层出不穷，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社会的新变化，需要以图照记录之。从经济方面看，特区、开发区、信息产业、企业集团、合资企业、跨国公司、上市公司、农工商联合体、产学研一条龙等实体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有许多已成为工业企业的一员。许多从事种植业者告别了曾一度奉若神明的化肥，无公害绿色食品开始备受青睐。从社会生活看，电子邮件、网上购物、出门打的、自费旅游等新鲜事物，陆续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风靡一时的卡拉OK，在经历了几度辉煌之后，势头已逐渐减弱。习惯亦常为局势所改变。“非典”流行期间，众人一改沿用多年的见面握手习惯，改用语言问候。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时期都有鲜明的特色。扣紧其主流与特色，以图照反映社会的变革，就抓住了时代特色。

其次，各地的个性化特色凸现，需要以图照反映之。思想上的大解放，使各地在落实中央精神中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第一，中国地域广阔，环境、条件、经济基础不一：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沿海与沿边……都有许多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为各地扬长避短、创造特色提供了舞台。第二，续修新方志的断限一般在近10～20年之间，正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事业全新，成绩辉煌，过程波澜壮阔。对于修志工作者，如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利用一切有益的方法，编纂一部富有时代特色的“改革开放志”，是需要首先弄明白的问题。对于一种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于一部方志，也只有详独略同，凸现出自己的特点，反映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其价值。对于这种个性化特色，在以文字记述的同时以图照的形式保存下来，让后人具体化地感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历史，其意义不言自明。

第二轮修志，方志界对图照在志书中的应用有了新的认识。强调志书在形式上的创新，将图片资料与文字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已逐步成为一种共识。河北省《丰南县续志（1986—1993）》志首与随文图片各用103、137幅，其中“乡镇企业”一节用图29幅；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1991—2000）》志首与随文图片分别为114、130余幅，平均3个页码一幅；山东省《临邑县志（1986—2002）》则全书彩印，选用随文图照800余幅。不仅分志中有大量图片，序、大事记中也运用了图片，开本省三级志书全书彩印之先河。新编《青岛文物志》（2004年版）20万文字，图片400幅。新编《崂山志》（2003年版）文字50余万字，图片530多幅，图文并茂，编排新颖，在努力使志书“可信、可用、可读、可看”的实践中作了大胆探索，尤其在专志的形式创新上迈出坚实的一步，受到中指组和有关专家“有新意、有创造性、有提高”的评价。

恰当地使用图照，数量与质量是关键。首先要保证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质量便无从谈起。但只片面追求数量，滥竽充数，即使有少量档次低劣的图照混进志书，也会严重影响到质量，甚至毁掉整部志书。

图照的使用数量，应该依照文字量确定合适的参照系数。过少难以体现“图文并茂”的要求，过多则有图片集、画册之嫌。万万不可矫枉过正，“因图害书”，恢复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训”——即图画加文字说明的“图经时代”（编纂完成续志后，亦可编纂以图照为主的“图志”，作为地方志的姊妹志。但那是另一类型的东西，不能替代完成常规型的方志）。淄博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在续修《淄博市志》和指导区县志编修的实践中，尝试着规定了各级志书的图照数量。以页码为参照者，则平均每个页码1幅图照；文字在100万字左右的区县续志，图照不少于500幅，且上浮幅度不可超过25％。市志和重修的区县志，文字一般长于100万字，图照在七八百幅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000幅。各承编单位图照入志的数量，亦应该有所不同。如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卫生、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建设、交通等专业志要超过正常比例。各大班子的图照，市委、市政府应多于其他班子。

图照是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字同等重要，也需严格遵循志书确定的断限范围，是断限内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事物、事件的反映，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实物类场景与志书具体内容所涉及年代相比没有变化，现又搜集不到当时照片者，可以补拍。同一事物有年代不同的图照，可以合为一组做对比，更能彰显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进步。如代表性建筑的新旧照片对比：某火车站、某公园、某居民区、某农村、某交通要道（目前贫困人口尚占有较大比例，领导机关办公楼的新旧对比易引起负面影响，不宜列入）等。

图照的选材与摄影质量的好坏，是能否体现“图文并茂，比翼齐飞”主旨的关键所在。选材应紧扣各分志承编单位的工作特点和本职业务，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史料价值。工作照的选材，应机关、基层兼顾，侧重于基层，以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以会议场景、领导视察、典礼、奠基、办公楼、单位文体活动、捐助活动等为题材的照片，要严格把关、筛选，防止雷同化、平庸化倾向。鉴于各单位保存最多、最容易搜集的文体活动照片太多，应强调由其主管部门——文化、体育部门负责，其他单位非特殊情况，一般不要涉及这类题材。

照片题材总的原则，是选取具有地方特色、生活气息和史料价值的照片。如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要事、特事、首事；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在本地的反映；本地三个文明建设中各条战线的一流成果；人民群众日常生产（工作）活动、生活场景；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新人物；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与引进；新事物的出现与旧事物的衰亡；重要人物的重要活动等。摄影作品的质量标准，首先强调拍摄效果。主题要突出，构图要合理，清晰度要高。其次，以人物为主体的照片，人物形象要端庄。主要人物、近景人物面部表情要自然。　　

图照运用以照片为主，但不能忽视手工绘画和地图、统计图、示意图的作用。恰当的运用，可以体现图照的丰富多样性，亦可以弥补照片之不足，加大地方志的综合性和厚重感，提高地方志的信息量。

作者：郭能勇，原淄博市史志办副主任，现为省地方史志专家咨询组成员。